"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精英"情结与专业化追求--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精英"意识论

20世纪以降,现代知识谱系的逐渐形成和学科建制的变革使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评价体系逐渐开放和丰富,"政治精英"不再是现代文学执业者惟一的人生理想目标,一部分人自觉地选择了专业化的"文学精英"为人生追求.这种欲为"政治精英"、"文学精英"的精英情结洋溢在整个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系统之中,在小说功能论、创作主体论和批评论等语域清晰地凸显出来.     

市民作家的商业写作--苏青解读之三

苏青的创作心理、文学观念具有市民作家的特征。她在文学创作中的商业运作使其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作品具有鲜明的民间话语特色和市民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江南市民感知中“恶俗”的一面。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种"话语"解读

今天,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语汇。一进入21世纪,它就连续经历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法律话语的三次重塑。政治话语的重塑使之由一个普通的学术语汇跃升为一个主流的社会语汇;学术话语的重塑赋予这一语汇一定的理论深度与生命力;而法律话语的重塑则增加了这一语汇的社会影响范围与力度。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身份政治必然会陷入极化和分裂的境况吗？——身份政治的叙事之道与规范共识

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群体政治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当中,越来越表现为极化与分裂的态势。本文认为,理解身份政治困境的关键在于理解“身份”这一话语的多重性。基于此判断,本文分析了三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身份话语,即普遍性身份话语、社群性身份话语和差异性身份话语。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历时性和语境化的融合论身份叙事结构,试图调和这三种话语之间的冲突。此外,由于身份话语在实践中采用排他性的表达方式,“常态”的身份政治很可能败坏为“变态”的身份政治。因此,本文尝试建构一种规范身份政治的共识性原则,即身份应当作为政治的手段而非目的。     

“政治无意识”:丁玲及其文本世界的一种解读

在“政治无意识”批评视阈下,丁玲作品独特的地方也许正在于她对政治影响所作的反应如何在她的作品里显示出来.丁玲在处理这些紧张关系时所作的各种不同或程度不等的尝试或探索,既是其创作复杂性的缘由,也是其作品重要性的根由所在.“政治无意识”批评视阈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丁玲文本世界所蕴涵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错综关系,可以突破“纯文学”的偏执诉求,在一种“历史化”的运作中开启丁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论陕北前期丁玲文艺思想的二重性

陕北前期,在对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上,在对文艺表现目的和表现对象的理解上,在对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评判上,丁玲均表现出了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她宣扬“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大众”和“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她又申张文艺的独立性质、文艺“化大众”的责任和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立场.这说明,在丁玲此期文艺思想中同时存在着以政治为核心的功利型文艺观和以个体为核心的启蒙型文艺观的元素.二者的并置,缘于其自我身份的复杂性及其思想意识的矛盾性;同时,在那一时期也具有其典范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图像中的“他者”

"自我"与"他者"所标榜的二分逻辑结构在本质上是同一性思维使然的结果,由此决定了文明与蒙昧、正统与异端、男人与女人的差异被确立并延续了下来,它们作为同一性思维在种族、信仰、性别层面上的具体衍生物,经由视觉图像获得了不同程度地传播与表征。鉴于此,本文着力从上述三个方面,就图像与同一性观念的内在相关性分层加以评述,旨在强调图像作为由来已久的一种视觉符号,持续不断地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性别身体等范畴发生着关联,是我们解读"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重要凭据。     

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南京"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本文综述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哲学蕴含和文化精神 ;二、“七一讲话”的直接思想来源、核心内容以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理论创新的深厚根源 ;三、对“南方谈话”和“七一讲话”中几个理论观点的探讨     

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胡适就指出秦以前的"帝"是指天神"上帝","黄帝"是西北秦民族的天神,而不是指人帝。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许多"帝"字,总结这些"帝"字的用法可分为三种:一是作祭祀动词是指禘祭;二是作名词是指天神上帝;三是作庙号表明商王不称"帝"。由此看来,既然三千年前的商王朝,"帝"仍是指天神上帝,商王都不称帝,那么,传说生活在四五千年前的所谓黄帝,就不会是指人帝。     

“易之器”论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周易》之中,道器并列对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道与器在元文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为宇宙与人生发生与演化的道理,“尚象制器”为发明创造的哲理。《周易》在理论上把“尚象制器”列为“圣人四道”之一,要求圣人必须有所发明创造;在认识评价上,“尚象制器”的功劳可以与天地日月相并列;在实际生活中,把圣人“尚象制器”的业绩看做是头等大事。但是,秦汉以后,器在理论与实际中均失去了与道相对应的同等地位,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状态:一、发明创造长期领先于世界;二、被西方的发明创造所击败。     

试论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新闻宣传、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核心同样是以人为本.离开了以人为本,新闻宣传、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基于此,我们一切新闻宣传、新闻传播活动都应以人为本,着眼于人,作用于人.而深入理解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的含义,是在新闻传播中践行以人为本根本要求的基础.从社会政治和新闻传播两个层面来看,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既是指"人民",又是指受者与传者的"合而为一".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