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的诗意阐释——沈从文《边城》解读

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崇尚生命的自然状态;二、珍惜生命和保护生命的尊严;三、爱是生的一种形式.在<边城>里,沈从文为他的生命哲学作了一次诗意的阐释.     

沈从文的文体困境 ——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

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常被视为政治环境压抑作家创作自由的典型个例.实际上,<边城>已经耗尽了作者的"牧歌"曲谱,沈从文已面临"抽象的抒情"的困难.由于社会的动乱纷杂,再加之沈从文身份由"乡下人"到"土绅士"的转变,他已经难以保持明澈恬淡的心境来建构湘西的"人性小庙".<长河>的未竟,除了国民党书刊审查制度的外因,"牧歌"文体和"史诗"文体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其断章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1971年沈从文"地下"写作长篇章回体小说<来的是谁?>.这篇有意避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家族史兼地方史",也以只完成楔子而告终.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追溯沈从文<边城>以后的创作,发现沈从文<边城>之后,一直纠缠在文体僭越的困惑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搁浅以后,沈从文觉得自己难以完成从"牧歌"到"史诗"的转变,而这一时期他的文物研究影响却逐渐扩大,他最终把文物研究当成后半生的职业.因而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式的突然完成,这个艰难的转向过程,一直持续到1971年写<来的是谁?>.     

《呼兰河传》的荒凉美学

<呼兰河传>弥漫着一种荒凉的人生况味,风物环境是荒凉的,人们的生存状态更是荒凉.小说通过描绘呼兰河整体文化氛围的沉滞及个体生存状态的寂寞来表现城与人的存在所蕴涵的悲剧意蕴,并构筑"后花园"意象,传达出对温暖与爱的永久憧憬与追求.     

“桃源”里的人生--论沈从文的小说观与创作

<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审美理想,但由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复杂,是一种动态结构,从而导致生命形式进入一种难以定向、无从把握的向度.沈从文小说对人性描写的深度也由此得到证明.     

文学乌托邦的建构与毁灭——解读《边城》中的文学理想

现代作家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文字,毫无疑问属于我国文学宝库中最值得珍贵的那一部分.虽然沈从文写的是小说、散文,但在那些散发着乡土气息和充满山野风情的文字中,似乎总有一种如陶渊明山水田诗似的内蕴.在他留下的大量文字中,小说<边城>一直广受推崇,作品以素雅高洁的文字和轻灵飘逸的笔调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乌托邦世界--神奇优美的湘西边城     

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

本文结合沈从文及其在<边城>中所体现的美学特色,从翻译美学观所涉及的采风美和意境美两方面探讨了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戴乃迭译文的成功表明在文学翻译中,"求大同,存小异"或求"功能对等"不失为传达原作美学意蕴的可行原则.     

人性之美的张扬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人性之美的张扬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章绍嗣在沈从文的作品组合中，最有特色最有成就的是他一往情深创作的“湘西小说”。这个小说世界的基石是：人性。沈从文曾经这样说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论沈从文对人的性爱世界的解剖

早在本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的时候曾经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声称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现在，有足够资料表明，沈从文在20年代进入北京后曾接触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他从周作人那里接受了性心理学的观点；曾拜读过张东荪的《精神分析学ABC》；还从施蛰存、废名等人的小说中领略了西方心理学的魅力……[2]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大胆而深刻地解剖了人的性爱…     

爱与死的缠绵——《边城》的生命文化探析

<边城>历来被误读为爱情悲剧,人们常被它表层的情节叙述所蒙蔽,而忽略了其中所蕴藏的作者对生命文化的热情和希望.文章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蕴藏其深层结构中的生命文化内涵:爱与死的缠绵,相互统一,构成了生命文化的"整体存在".它折射的是个体生命的一种人生形式,隐喻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旺盛.     

从《沈从文书信》解读沈从文与胡适关系

<沈从文全集·书信>共收录<致胡适>35封,主要涉及教学,新文学运动发展,求助,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情况,爱情婚姻等5个方面的内容.解读梳理这些书信,可以对沈从文和胡适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胡适之于沈从文,是亦师亦友的人物.在沈从文的文学人生中,与胡适相识相知的一番经历,对他影响极大.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始终为沈从文所心悦诚服.在创作上,沈从文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忠实实践者.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人格退行: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分析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理,是一种新的视角.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所建构的理想的生存图式,心理根源是其人格发展在童年时期出现的"停滞现象",在都市遭受精神挫折后,出现了"退行".这种"人格退行"决定了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的创作基调和整体风格.     

卸下道德枷锁后的人性哲学——从《柏子》看沈从文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的"生命形式"

<柏子>作为沈从文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充分地体现了他笔下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本文试图对其下层人民进行关照,来探讨一种没有道德枷锁的人性哲学.这种人性哲学以"人性"统摄一切,"人性"被视为最高的准则.<柏子>中具有特异"生命形式"的个体在卸下传统道德枷锁后,活得本真而有人性,成为一群自由自在的精灵.在当今社会,它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构理想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可能.     

从《边城》 中的人性美看沈从文的人生追求

《边城》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在其艺术表现方面多数人是肯定的,但就其思想价值看,从《边城》发表伊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刘西渭《咀华集》;另一种则说它“就其所表现的生活虽然令人神往,却远远脱离现实”(汪馥泉、王集丛《一年来的中国小说——沈从文的<边城>》).到了50年代,甚至有的评论家“有意无意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这两种意见是如何的争辩,都存在一个无可非义的前提,即都承认《边城》表现了一种原始的朴素的人性美.     

沈从文早期创作与《圣经》

沈从文接受<圣经>影响与他早年在湘西及后来在北京的经历有关,现实的冷漠与严酷使他对基督精神充满渴求,并从中获得精神慰籍.沈从文从<圣经>中直接吸取艺术营养,无论是语言意象、叙述模式、人物塑造还是对爱的探寻等都受<圣经>影响颇深,他所创造的"湘西世界"也与<圣经>"诺亚方舟"有渊源.     

析鲁迅小说《示众》的写作动因

在鲁迅内心,"示众"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痛苦意象."看"和"被看"的二元对立和"被围观"的深层意象内蕴着鲁迅最痛苦的人生记忆和体验,这也正是<示众>的创作原点.而"幻灯事件"作为一次直接的刺激,是其直接的创造动因.随着对"示众"这一场景的不断表现,鲁迅内心郁结的痛苦的冲突使鲁迅对"示众"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表现,从而使<示众>这篇独特的小说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     

《狂人日记》与当前小说的超现实写作

由<狂人日记>开创的超现实写作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在世纪末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发展.超现实写作最主要的艺术形式是超现实描写.本文重点论述<狂人日记>、<三月一日>、<重瞳>和<尘埃落定>的超现实描写及其各自的创构,在此基础上,将超现实描写与非现实描写的魔幻描写、神秘现实描写和荒诞描写进行比较,从中总结出它的特征与艺术价值,为创作和批评提供一种新的小说理论.     

谈张爱玲《色·戒》的隐喻和主题

对于张爱玲小说<色·戒>的主题,至今尚存争议.有人认为小说表现的是不顾一切的爱情,也有人认为表现的是一种难以控制的情欲.但通过对小说中各种隐喻的分析,我们认为小说表现的是人生空幻的主题.     

水，沈从文永远的歌——沈从文作品中『水』的意象

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沈从文常将人事的哀乐置于水边加以描绘。水, 不仅仅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环境背景, 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它既是沈从文追求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的情感流露, 也是沈从文对于健康、向上、质朴的生命形态的礼赞, 同时也有作家对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文明的得失的探究以及力图对民族道德、精神的重塑的思考。体现出沈从文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深广、忧郁的情怀     

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创作意义

尽管沈从文的早期小说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创作意义:对作家的人生历程而言,其早期小说创作具有自我拯救作用;对作家的文学道路而言,其早期小说创作具有练笔与奠基作用;对"五四"文学而言,其早期小说创作具有丰富和拓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