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与困境:平等问题的当代解读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平等便成为政治和社会的重要价值追求之一.对平等的一般性理解应包括:第一,平等意味着在相互差异的个体间寻找相同的属性;第二,平等源于比较,平等具有相对性,平等的环境是集体生活而不是单个个体;第三,平等自身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道德上的根本性判断.通过对当代平等问题的范畴和平等理论的争议进行分析可知,平等的抽象概念已经逐渐转化成实质的平等原则.但在转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应该忽视作为一般性道德价值的平等,对平等问题的探讨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平等本源的抽象概念“什么是平等”上.当代对平等问题的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分配平等与关系平等加以深度整合,形成一种二者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     

基于能力平等的分配正义观——阿马蒂亚·森的正义观

阿马蒂亚·森立足于经济伦理向我们昭示了一种相异于主流增长发展的另类发展理论,即基于可行能力拓展的发展观.他通过颠覆传统的形式自由观,创建了以可行能力拓展为标志的实质自由观,进而形成了能力平等的分配正义观.他的这一发展理论具有逻辑相呈前后递进的三层结构,一是以伦理指导发展,二是以实质自由看待发展,三是以能力平等看待正义.就当前而言,森的发展理念无疑正好切中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问题.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发展理论,如何让更多的人从改革发展中受益,使得对森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更显意义深远.     

运气与责任的困境:对运气平等主义的批判

西方保守主义与平等主义在何为正义、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上,从未停止过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平等主义者开始论证,个人责任和选择可以融入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的框架中.发展一种平等主义的个人责任和选择概念已经成为了当代政治哲学主要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任何一种可称为主流的理论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对运气平等主义的批判,构成了近十年(1998-2009)当代西方平等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运气平等主义把焦点放在永远也分不清的运气与责任的划分上会使其进入一个循环,或者要铱托非平等主义的因素来打破僵局.它的根本的问题是分配正义本身.只要用分配的眼光来看待平等就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待人.     

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与公平的角逐.罗尔斯坚持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正义即平等,分配正义是扩张政府权力勾销社会差别,实现普遍原则.诺齐克强调正义理论的个人权利基础,坚持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分配正义是持有正义.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考察诺齐克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角逐,正确理解分配正义理论,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和公平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正义原则,尊重权利,坚持公平是影响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最大限度尊重以劳动和其他合法形式为取向的收入公正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和补偿功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分配原则的内在规定性.     

应得的基础:分配正义视角的理论分析

应得是正义理论、特别是分配正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对应得基础的论证则是其研究重心和难点.能力、努力和贡献等被作为常识性的应得基础不仅在理论上有证成的难度,而且面临一些正义理论家的深刻批判.尽管如此,对应得基础的讨论和对相关批判的反思,却是推进应得理论研究、探索分配正义原则的重要前提,因而应该把这种讨论和反思不断引向深入.     

凯·尼尔森对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理论的互镜与兼顾

面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追求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正义之辨,凯·尼尔森力求秉承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和阶级分析法,运用阶级分析法和反思平衡方法,强调机会平等是最小化的社会平等概念,对结果平等的追求具有可欲性与可行性,实现结果平等是保障人类自由的基础,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追求。尼尔森的理论对于国家和政府保障机会平等、推动结果平等,彰显国家伦理,完善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空间治理的启示

当代中国急剧的空间变迁与重组亟待一种理论审视与反思。作为当今英美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大卫·哈维沿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线,以资本积累与时空修复为核心架构一种空间正义理论,着力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对空间生产的支配所导致的种种非正义问题。大卫·哈维关于空间正义的阐释对我国优化空间结构、建构空间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虚拟化下的分配正义

分配正义对于建设和谐社会非常重要.本文考察在经济虚拟化形势下分配正义所发生的变化.在实体经济中,分配正义包括两个方面,即按生产要素初次分配和政府根据正义原则进行再分配.在虚拟经济中,分配正义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二十世纪以来实体经济中分配正义观的流变,以厘清当代分配正义观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然后阐明当代经济虚拟化的趋势及其对分配正义的影响.最后从分配正义出发提出政府对虚拟经济进行监管和调控的措施.     

多元正义理论的当代阐述——戴维·米勒多元正义理论述评

米勒的正义理论挑战了包括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坚持单一正义原则的各种学说,倡导一种社会情境多元正义论。这一理论根据社会情境具体的实践需要,采取具体的正义原则的方法分析了三种关系模式与三种正义原则的对应关系;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上,米勒重视结果正义,但同时主张要保证程序的公平;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米勒提出了社会正义追求应采取的两手对策。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拓展了正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21世纪正义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但其理论因缺乏世界历史视野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论分配正义:以“资源—机会—财富”为框架

如何实现分配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分配过程中"资源-机会-财富"的逻辑关联,是考察各种分配正义主张的关键视角。自人类社会产生政治文明以来,在分配的整个过程中,资源、机会、财富就具有特定的顺序。实现分配正义的要点在于:以社会基础性资源的严格平等为起点,经由社会机会的竞争性平等这个中介,实现社会物质财富的差别性平等这样的结果。按照如上框架推演,旨在为市场条件下构建合理的资源、机会和财富分配关系指明方向,进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为各种分配机制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提供理论指导与借鉴。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的正义理论之争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他对平等的重视,导致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向"平等"转换。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使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功利主义。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提出"持有的正义",从而在自由主义内部构成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麦金太尔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提出重视共同体的正义,直接对抗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柯亨利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没有正确处理正义与自由、正义与私有财产、正义与自我所有的关系,论述罗尔斯仅将正义的主题界定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不足,进而提出重视个人选择、个人风尚的正义。     

空间、权力与正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评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政治就是城市政治,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从批判和辩证的角度对发生在城市这一现代特定场域下的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反思。在这一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关系分析方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定矛盾以及后现代特定时空下城市的政治状况,以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和城市正义为分析进路,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内分析和批判城市政治。新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全新视角,赋予了城市政治研究持久的动力,对于认识和反思当代城市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约翰·罗默的公平分配理论研究

当代社会对公平分配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即经济学与政治哲学,但是由于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考理路的不同,很难将二者融通,罗默的研究重点则是尽力实现二者的融合,目的是借助经济学的方法来澄清一些哲学思想上的模糊。最初,罗默从剥削的视角提出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然而他很快发现,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分配正义本身具有局限性,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需要在一个更加宽泛的视域内才更有说服力。因此,在后期罗默转而对当代政治哲学领域内一些涉及公平分配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考察,提出了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的社会正义理论。     

美好生活需要的态度裂隙与政府责任:基于江苏农村的区域比较研究

满足农村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乡村振兴内在的福祉诉求,政府如何在有限的公共服务财政预算下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乡村振兴中需要突破的福利困境.本文基于江苏农村的区域比较,以福利态度为测量工具,经研究发现: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福利态度受制度、文化与利益等因素影响,在个体与政府、理想与现实、权利与责任间存在态度裂隙;在福利可及性上,权利亏损与责任过载的认同较为普遍,在税收问题上存在自利倾向,而在照顾责任上,家庭本位仍很明显,但权利诉求已经超越.因此,需要重视制度、文化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重组福利体制,培育公民文化,正确引导美好生活需要,合理调整政府责任的边界.     

东亚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1996—2016年ISS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6年、2006年、2016年政府责任主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东亚福利体制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在1996年、2006年、2016年期间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1996年日本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较高;2006年韩国公众对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最高,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福利态度得分最高;2016年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均最高。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福利态度变化较大,其次为韩国,中国台湾省变化最小。研究进一步发现同一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的差异化特征受时间、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福利态度国别地区比较研究说明东亚福利体制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丰富并发展了东亚福利体制理论,具有基于本土福利态度发展政策的意义。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正义探析

享受工业化以及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益处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些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大的人,气候变化利益与负担的不公平分配正是全球正义的关注范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肇因是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因此,发达国家对解决气候变化负有特殊的义务,这种特殊义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使全球气候正义成为可能,发达国家就必须放弃＂以邻为壑＂的固有观念,将分配正义的共同体扩展到全球范围,建立全球正义共同体。     

罗尔斯的自由观:自由与平等结合

罗尔斯从人的能力结构入手考察人的自由及其根据,建构了与平等相结合的自由观,认为社会结构要根据人们的道德能力确定和调整基本自由,并对人们的自然天赋能力的社会分配进行调节。在社会的不同部分,社会调节的原则不同。与平等相结合的自由的原则确定了平等的自由及其优先性,并按照平等的自由的方式规导和影响差别原则。差别原则通过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限制,维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实现自由与平等的适度结合     

分配正义视角下的中国农民工权益维护研究

文章运用罗尔斯的正义论,以社会基本权利义务分配为切入点,认为当前我国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权益维护缺乏正义。农民工权益维护缺乏正义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安排阻碍了公民权利平等地分配给农民工,违背了分配正义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追求。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基本思路在于通过深化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范围、提高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构建具有内在公正性的合理社会制度,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平等地分配社会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制度性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分配正义的有效实现。     

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构建有序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分配正义是关于社会是否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成员的权利与需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社会的主要制度和政治、经济的安排能否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的政治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分配的体系,各种社会物品,如权力、财富、机会、收入、职位等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平地分配,如何使人们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构成了所谓的分配正义问题.而一个社会秩序的良好和有序与否,从其基础条件来看,就在于人们能否按照某种公正的程序平等地获得其社会生活必需的那些社会物品.就此意义而言,分配正义的问题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建立起良好秩序的社会就是一个形成了公正秩序的社会.探讨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将使我们对分配正义问题对构建和谐有序社会的意义产生更为理性和全面的认识.     

玛莎·努斯鲍姆基于能力理论的正义思想研究

玛莎·努斯鲍姆力图建构一种有关基本社会正义的理论,她更关注人性尊严、最低限要求和政治自由主义等概念,并详细列出了能力目录,把政治自由主义设定为研究目标。她的正义理论是通过能力理论彰显的,并以十种核心能力为主要路径。十种核心能力是构成有尊严的生活,或者说是构成"好生活"的重要要素。只有保证公民发展至少超出最低限的能力,人性的尊严才能够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