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民变与晚明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明神宗万历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湖广的武昌、汉阳、荆州、襄阳、黄州、承天等中心城市及一些市镇,连续发生以生员、商人、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民变,并且得到当地官员的同情和支持。同一时期类似的民变也发生在山东临清、南直苏州,及江西、广东、浙江的多处城市。究其起因,在社会财富日渐积累、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大量白银通过走私贸易进入国内市场的形势下,以万历皇帝为中心的皇室、以御马监为代表的宦官和中下级赋闲军官和地方闲杂人员,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群体,结成了松散但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城市“乡官士民”进行的一次剥夺。其后果,既唤醒了“人性”中不劳而获的劣根性和一夜暴富的财富欲,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道德约束和良知底线,以及“乡官士民”对明朝廷的“恒心”。     

清末“民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笔者对1901年到1912年间的“民变”作了初步探索,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即:“民变”的历史地位,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民变”的特点和历史作用问题。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民变”的历史地位 所谓“民变”,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逐渐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涛巨浪。武昌起义的号炮,更把群众的反抗斗争推向新的高涨。1911年和1912年初,“民变”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由于劳动群众的积极投入战斗,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终于形成了。显然,在辛亥革命时期,各阶层劳动群众的“民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种“民变”究竟在辛亥革命中占什么地位?是否是当时时代的中心?是否是当时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呢? 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从唯心史观出发,否定劳动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过分夸大辛亥革命时期劳动群众自发斗争的作用,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把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它手里的经典论断,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论中国资本主义(续完)

在封建时代深受封建压迫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深受外国侵略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过反压迫的斗争。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在苏州发生了机户反封建官府的激烈斗争,并有“民变”。万历二十九年及万历三十年(1603年),江西矿监播相曾激起了景德镇的“民变”。万历三     

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和民变研究

明万历十年三月至五月间,杭州曾发生兵变和民变,史称“浙二乱”。此次兵民变影响至大,意义深远,揭示了明中叶以来城市管理体制变革的步履艰难,也涉及税制、币制以及城市里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矛盾、冲突。因此通过此一事件的研究,可以探索明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若干新问题。     

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分歧

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指引下,科学技术被马尔库塞他们看作意识形态,但哈贝马斯却对马尔库塞提出异议。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对韦伯技术理性的不同态度,哈贝马斯肯定了韦伯的观点,也就走上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改良道路。同时,这一分歧也反映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终结。     

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这场大灾荒引发了河南各处民变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衍化为武装暴动。灾荒引发的饥馑是各处民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政府救助的迟缓乏力、军政当局的腐败不堪等,对民变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民变也是民众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危机的折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变背后所揭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太平天国尊“皇上帝”反对“邪神”思想剖析

太平天国是信基督教、尊“皇上帝”的。这是他们在关于宇宙中是有神还是无神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不过,他们对“皇上帝”以外的封建神权、世俗迷信、佛道教神学等所谓“邪神”“邪说”,也进行了理论的、实践的批判,似应具体分析。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40年代怀乡创作中的历史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持久不息的乡土文学一脉中,40年代以流亡怀乡为主要特征的乡土文学创作成为与20年代乡土文学文化批判和30年代乡土文学社会分析相区别的时代主题。为本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变动中的思想观念所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身处两种文明的边缘,这使他们的乡村故事在对中国乡村的理性批判和从童年培养起来的情感依恋交织中,凸现着“五四”文明批判的时代精神。30年代中国现代都市和工业文明的渐进,不仅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也暴露出“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于本土文化态度方面留下的问题。乡土文学的主题因此从…     

二程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

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创始人,由于他们各自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同,对佛教理论的研究和取舍也各有长短,因而在吸收和批判“佛性说”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和风格。对于这一点,二程虽然心照不宣,从未公开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已经在南宋以后朱熹与陆王学派的斗争中显示出来。因此我们说:二程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确定了理学思想的基本格局。二程之间的不问点,只是理学内部的两种倾向,作为整个理学体系来说,是由二程在以儒学为骨干、兼收佛老思想的前提下,共同完成的。 一.在“性即理”命题上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 佛教各宗派对“佛性”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来看,“佛性”具有三个特征:(一)它是宇宙一切法的本源;(二)“佛性”包含在一切法中;     

政府行为与废科举后举贡生员的出路问题

科举制的废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举贡生员的出路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直接和显性的社会问题。在考虑和解决这一问题上,清政府是积极和重视的,也是有所作为,自觉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证他们的出路;同时,清政府还提供机会,支持和认可举贡生员从事其他合法的活动。解决举贡生员的出路问题,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推动了其职业分化和社会流动。但是,清政府解决这一问题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清末吏治与乡村民变——以浙江为例

本文以浙江为例,从吏治方面考察清末乡村民变蜂起的成因,认为胥吏的敲诈勒索及州县官忽视民瘼的敷衍态度加深了官府与乡民的对立,导致清末乡村民变频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吏治,然效果甚微,其原因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     

艺术体制论与纯美学的去魅

面对启蒙现代性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危机,近代大致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启蒙现代性都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却采取了大相径庭的策略。一种知识分子认为启蒙理性带来的是文化的衰弱,而艺术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真正的艺术也是人类对现实彼岸的‘另一个’社会的渴望的最后保存者”,它是一种抗议的声音,一种批判的力量。换而言之,艺术是审美现代性的代表。因此,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主张退守于象牙塔中的艺术,强调艺术的“自律”,并对技术进步持敌视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就是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对以勋伯格为代表的…     

晚清政府应对民变举措初探——以江苏为例

清末,各地的民变风起云涌,江苏是民变的典型省份,直接威胁政府统治。尽管清政府采取了“抚剿结合,弹压为主”、严防匪民结合、查禁谣言、加强宣传等诸多“应变”举措,试图将民变尽快平息下去,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减少或阻止民变的效果。     

张居正“十五为诸生”辨

《明史·张居正传》称张居正“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也就是说张十五岁才成为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这与事实是有出入的。《张太岳文集》卷六中有张两首诗:《题吕仙口号》和《题竹》,下面均注有“十三岁应试作”字样,其中《题竹》诗还注明是。作于楚王孙园亭”。当时的楚王府在省会武昌。按照明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只有在取得生员资格以后,才能到省会去参加乡试。因此显然“十三岁应试”是指他十三岁应乡试,那么他成为诸生当然要在十三岁之前,断无十五岁之理。     

辛亥革命初期的新闻传媒与孙中山

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至年末孙中山返国前的两个半月期间,尽管孙中山不在国内领导革命运动,但是,社会各界根据不同的需要,报道乃至制造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关于孙中山活动的消息,辗转传闻,不径而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人的心态。这些消息,又以态度比较持中的《申报》的报道为最多。谨将所见新闻媒体等的报道做一归纳,并从而得出一点浅见。一武昌起义后第三天,10月13日,上海报纸即均刊登中外报纸或通讯社的汉口电讯:“群拥黎元洪为统领”,①“协统黎元洪现为革命军大统领,②“协统黎元洪现充革命军领袖,指挥武昌军队”,③准确传递了起义军拥立黎…     

激进民主政治能实现人类解放吗?——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法论批判

“激进民主政治”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立足“后革命时代”背景,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的政治理念.对此需要做一种方法论“前提批判”,立足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可见在哲学基础上,他们承接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主体消解”的观念、“本质主义批判”、倡导一种“对抗”的政治哲学;在政治向度上,他们以一种观念的抽象物为理念前提、将“政治”置于哲学的基础之上、陷入了普遍主义的理论困境.且由于其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使得激进民主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必然发生着一定的关联,在这种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及激进民主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     

民间信仰与集体抗争:万历承天府民变与岳飞信仰

笔者曾先后以城隍及东岳神信仰为例 ,探讨明清城市民变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 ,以解集体行动中的信仰要素与群众心态。本文焦点则是万历二十八年所发生的承天府反矿税使民变。利用新的史料 ,希望能重塑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 ,以地域性的角度来分析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既非反对矿税政策 ,也非移民潮下的结果 ,而是反对宦官与其参随及司房等。再者 ,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 ,即当地的地方信仰———岳飞庙对民众聚集以至形成民变 ,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亦将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把各项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文艺战线来说,也就是要把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建设上来。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那么,是否还需要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呢?由于“四人帮”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散布了种种谬论,使得有些问题弄得是非不清。“四人帮”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左”字。他们为了制造文艺空白,推行“阴谋文艺”,便藉口批判     

二十世纪思想界对中国传统佛学的批判与抉择——以太虚印顺为例

20世纪佛教思想界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调整传统思想以应时代要求。太虚以“法界圆觉”思想为根本,对中国佛学持维护立场,并试图将之综合纳入适应新时代的佛学体系;印顺从“性空唯名”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二者对中国传统佛学态度的差异有各自的时代考量,他们探讨的佛教理论与实践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