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制度保障——国资委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解读

近年来，随着我国央企大举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境外投资行为和境外国有资产大幅快速增长。如何保障央企境外投资和境外资产在取得预期收益的同时，避免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成为我国央企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面临的迫切而重要的课题。本文拟通过对国资委发布的三项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的解读，为中央企业及其所属境外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和境外资产经营管理提供制度依据。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前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征比较研究

随着银行业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越来越多地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境外战略投资者来完善落后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银行的绩效。本文以2001年至2007年我国八家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对城市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前后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决策中的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城市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盈利能力等方面显著优于引入之前;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决策产生“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积极效应,并影响其公司价值。本文的经验结果对于进一步提升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无奈的减持

境外“战投”减持多缘于其自身财务出现了状况，“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许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都出现了损失，不得不采取减持的方式来套现资金以缓解流动性短缺”。而不少境外“战投”因看好中国银行业，承诺在解禁期后一段时问内不打算减持，并表示出愿与中资银行长期合作的意向。     

基于境外消费方式下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问题研究

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作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最主要的形式,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近年来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存在人数上“少进多出”、贸易条件比较不利等问题,贸易逆差比较严重。这既有经济层面上的原因,也有教育层面和政策层面上的原因。要改善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现状,应该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建立健全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政策支持体系,提高教育服务质量水平,增强我国教育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全球瞩目中国高铁

武广和郑西高铁的开通,标志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高铁时代”已经来临。境外媒体对中国大步迈向“高铁时代”高度关注。从揣测中国政府广建高铁的意图,到分析高铁工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预测高铁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再到把自己国家或地区的高铁发展与中国对比,一段时间以来,境外媒体对中国高铁的兴趣点非常广泛。     

协议控制模式理当终结

围绕支付宝的一场争端，将10余年来通行于境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的潜规则“协议控制”端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在普遍依靠协议控制结构实现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和相关外资创投机构中，引爆了广泛的恐慌。     

台湾出台“瘫痪战”对付大陆

据《世界新闻报》报道,不久前,台湾“行政院”通过了一项“施政计划”,其中在军事方面首次提出了以“瘫痪战”代替“消耗战”的构想,计划在未来4年内扩充军备,积极筹建“打击力量”。分析人士认为,所谓“瘫痪战”,实际上是“台独”势力前一阵子狂妄叫嚣的“决战境外”计划的一个翻版。     

海外自驾游,风景与风险同在

“旅行就要无拘无束.”中国旅游市场经过多年连续增长后,迈入了转型过程,境外自驾游已成为境外旅游市场一个新的增长点. 据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3中国自驾游发展报告》显示,出境自驾游意向比例已达到21.2％.     

“十一五”中国企业“走出去”大盘点

“走出去”战略已实施十周年．无数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贡献了一份力量。截至2009年底．中国1.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投资覆盖率为72．8％．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受控外国公司规则与企业涉税风险及其规避

受控外国公司规则是抵制居民纳税人利用国际避税地进行“延期纳税”的手段。如果纳税人不能证明对境外公司没有构成实质控制及合理经营需要，那么就会面临境外所得当年全部纳税的风险。本文主要探讨了受控外国公司面临的反避税风险及其风险规避措施。     

困境公司价值相关性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在决定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因素中 ,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对困境公司和正常经营公司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经营困境公司 ,权益的账面价值与股价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盈余与股价之间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于正常经营公司 ,盈余与股价之间有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市规则和破产法规 ,完善公司上市制度对于健全中国的证券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企业海外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针对近来对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争论,本文介绍了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的概况,并以实际案例说明了海外上市企业的成长性。在此背景下,本文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的原因,认为企业上市是企业自身的决策行为,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而国企海外上市不但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反而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一种方式。大量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既给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了压力,也是促进国内金融市场重组和改革的动力。     

媒体关注的市场压力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以2006年-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研究了媒体关注度的市场压力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媒体关注度会通过提升个人投资者关注度形成市场压力效应,从而促进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的市场压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高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同时还从企业并购、大股东减持等角度进一步证实媒体关注度的市场压力效应主要源于公司的短期利益动机.     

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的影响——以中国香港市场为例

选取1993-2017年数据,以H股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为研究对象,运用DCC-MVGARCH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事件研究法等多种组合方法,考察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发展和目的地既有上市公司影响。结果表明：第一,H股在港上市扩大了香港市场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第二,H股在港上市提升了H股与香港市场既有股票的收益相关性,以及香港市场与大陆市场及全球市场的联动性;第三,H股在港上市对既有股票的估值影响是积极的。总之,来源于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和既有上市公司的综合影响是积极的,溢出效应大于"质量传染"效应和分流效应,促进了目的地市场质量提升和市场发展。本文结论有助于丰富跨境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影响的研究,对于基于"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战略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股权分割、公司业绩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首先回顾了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 ,发现并没有一致的实证依据证明股权分割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迁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结果发现:(1)公司的业绩与非流通股 (国家股、法人股 )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 ,非流通股独大或独小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适度混合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是最不利的;(2)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整体呈逐年加速下滑趋势 ,而股权分割的差异对该趋势无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 ,把股权分割当成是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 ,私有产权和全流通并不能消除股票市场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无法对政府、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剥削行为进行约束 ,导致市场诚信的丧失。在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不同性质的公司控制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股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投资者保护为基础 ,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架构下 ,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效率     

基于路径依赖视角的我国MAH制度实施演化博弈分析

MAH制度是国际公认通行的药品上市审批制度,具有生产形式多样化、技术转让自由、节约市场资源以及提升政府行政监管质量等优点。2016年,我国在北京、上海等10个省（市）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试点工作。本文根据我国药品上市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别对由药品研发机构、药品生产企业构成的内部制度变迁和由政府、消费者构成的外部制度变迁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博弈主体行为的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路径依赖是制约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和新药研发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药品上市内部制度变迁主要通过规模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影响药品研发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从而产生药品上市内部制度路径依赖;药品上市外部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影响政府和消费者,从而产生药品上市外部制度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运用Matlab数值分析对药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最优稳定策略进行探讨,解释了我国MAH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为完善我国MAH制度、破除路径依赖提供了一定参考。     

媒体监督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随着国内改革环境的逐步宽松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为了赢得社会声誉和获得商业利益,媒体有动力去监督公司中存在的治理问题。在本文所选取的96个研究样本中,60.42%存在公司治理问题的企业都在证监会正式介入调查前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负面报道,说明媒体并非事前"缄默无语"、事后"言辞铿锵",而是积极地扮演了资本市场监督者的角色;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考虑,媒体会选择性质严重和涉及金额大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负面报道。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为媒体在转型经济国家发挥公司治理监督者的作用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在法律制度和市场化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影响媒体发挥监督作用的因素,依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效率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运用2011-2016年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探讨公司规模、成长性及产权性质等异质性要素如何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工具的效率，大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股票期权，而小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限制性股票；且公司成长性越高，上述匹配关系对股权激励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有激励效率。     

苏州大方借壳陷阱

李荣生这位苏州大方的创始人,对资本运作的认知近乎为零,将企业上市的事项全权委托给了资本中介。后者却利用李荣生对资本的无知,以近乎空手套白狼的方式,有计划地逐步侵蚀其在企业的股权。直至最后李荣生才发现,自己企业大股东的地位,已被资本中介取而代之。     

中国上市公司动态最优资本结构的理论模型

建立财务经济学"五力模型"理论,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动态最优资本结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动态资本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其财务风险(价值耗散)的优化。具有动态资本结构的中国上市公司享有财务战略竞争优势,体现在这些企业总体上可以在与市场相同的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同时实现企业净利润、企业规模和企业经营性现金创造能力的更高累计增长水平;并且具有动态资本结构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呈反比例关系,从而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优秀的企业长期选择较低负债比率的缘故。采用2002-2011年在我国A股市场上交易的99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带息债务与投入资本比"为资本结构形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目前的动态资本结构区间为24%-40%,其中理想最优资本结构为30%,然而多数中国上市公司没有合理选择目标资本结构从而影响了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