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动因及其影响分析

根据日本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等战略文件，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可划分为“全方位防御”构想、“多能、灵活、有效防卫力量”构想、“机动防卫力量”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五个发展阶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三个新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展开了新一轮重大调整，其突出内容是把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提出日本可对敌领域实施反击的所谓“反击能力”构想，从而使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这不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冲击，给地区安全稳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关于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再认知——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研究的厘析

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是否发生质的变化展开了争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主义学者对日本"反军国主义文化"的研究略占上风。他们指出,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政策在"反军国主义文化"的制约下不会发生质的变化。21世纪以来,新现实主义与制度自由主义的研究成为主流:前者认为,由于安全环境的变化,日本走向"正常化军事大国"的道路不可避免;后者指出,日本在安全态度上转向"国际主义",美国可以利用其在军事方面的主动性深化美日同盟关系。美国学界还着重从文化规范、公共舆论、选举体制、政党政治、政治体制等视角,探讨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根源。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呈现路径多元、视角丰富等特点,但也存在陷入范式之争、忽视政治势力对公共舆论的逆向影响等诸多不足。总体而言,出于为自身战略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立场,并受缚于日本财力的支持,美国学界的研究缺乏全面的历史观,且受价值观的影响颇深。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启示CSSCI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学者围绕本国的安全政策展开了论争。以高坂正尧为首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秉持以“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为核心概念的“综合安全保障论”,主张坚持《防卫计划大纲》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清水几太郎等学者则立足于“传统安全保障论”,向“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认为只有大幅强化军事力量才能应对苏联的威胁,呼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过GNP 1%的限制。思考这一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不仅可以反思先行研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     

从《防卫白皮书》看日本防卫政策

<防卫白皮书>是日本官方出版的介绍日本军事基本情况的公开读物,也是外界评估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动向的重要参考材料.本文以白皮书中的相关内容为分析对象,以冷战期和冷战后的六个重要阶段为考察跨度,简析各个时期日本对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主要威胁所做的判断.指出日本以这种形势观为主要依据对防卫政策做出的相应调整,最后以此总结出白皮书发行以来日本防卫政策演变的一些特质和趋向.     

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政策与中日关系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利益和日本对其安全形势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 ,进而形成了以三个支柱为核心的安全政策 ,即强化日美安保体制 ,增强防卫力量 ,以及推动安全对话与防卫交流。这种变化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多种影响。为限制其中的消极影响 ,作者提出一系列建议     

日本民主党安全战略走向初析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政权试用期后,民主党的执政思路出现重大变化,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趋强,安全、军事因素在对外战略中的占比上升。鸠山、菅两届内阁的政策演变、新《防卫计划大纲》及其形成过程的台前幕后所体现出的民主党安全战略,较自民党时期更具进取性、更为积极外向。巧用日美同盟、提升独力防卫能力及构建民主安全网,是日本维护及扩张安全利益的三大基本手段,其中提升独力防卫能力是主线。日本安全战略的此番调整反映了近年来其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主要促变量如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预计将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这一调整将继续朝着进取、积极、外向方向不断推进。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标志着民主党执政以来的安保论争暂告一段落,但同时也预示着日本更高层次战略调整的开始。     

新《防卫计划大纲》与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北大核心CSSCI

新防卫大纲在对日本安全政策诸要素——安全环境判断、安全保障的目标和手段、防卫力量的作用以及建设方针等的阐释上有一些新意,而"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和强化西南群岛防务则成为其中的聚焦点。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具有某种重要的指向性作用和阶段性意义,尤其是在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安全范式和指导思想的变化、转换防卫基本方针、推动对华军事态势和部署调整方面,其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试论战后初期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的内外政策在追随美国的基调上展开,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亦步亦趋。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吉田茂担任首相时期日趋清晰,奉行了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吉田书简》的出台以及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和约》,是日本在冷战体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产物,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日本推行反共和反华外交政策的确凿证据。     

新《防卫计划大纲》与日本安全政策走向

新防卫大纲在对日本安全政策诸要素——安全环境判断、安全保障的目标和手段、防卫力量的作用以及建设方针等的阐释上有一些新意,而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和强化西南群岛防务则成为其中的聚焦点。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具有某种重要的指向性作用和阶段性意义,尤其是在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安全范式和指导思想的变化、转换防卫基本方针、推动对华军事态势和部署调整方面,其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安倍内阁安全防卫政策评析——以日本三份安全政策文件①为中心

2013年底,日本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作为外交与安全政策首个综合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三份文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维领域,指明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目标、安全环境、议题领域、战略取向以及实现路径,预示着日本安全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将出现重大转变。文章通过对日本安全政策主要维度的述评,指出安倍政府右倾路线指引下的日本安全政策越来越具有外向性、主动性和攻击性特点,其发展动向须引起所有国家的高度警惕。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The way of life, intentions, and values of the adolescents of Russia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extensively both in the mass publications and in specialized youth journal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ritings have to do with a group that is not very large—the young people of the capital city, who have considerab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than their peers elsewhere in Russia and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world trends in music, fashions, and cinema.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that described the pla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upper-grade students of schools in Moscow.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inues the topic, analyzing genera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findings of an all-Russian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 in June 1998 among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een and nineteen; 419 people were surve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