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他的小说没有较强的故事性,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从而使其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同时,作家又总能在小说的"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对自己在小说文体的散文化上是有着充分自觉的,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令"现代性"头疼的汪曾祺

汪曾祺写的那些东西是“小说”吗?这个问题比较怪异,肯定会有人反问道,汪曾祺的小说怎么会不是“小说”呢?的确,在今天汪曾祺的许多作品都已经名正言顺地步入到了“小说”的殿堂中,文学史也为它们留下了应有的位置。今天的汪曾祺,我们听到更多的是赞誉之声。汪曾祺的作品当然是     

富于独特美感的语音形象——汪曾祺小说探微

语音形象是汪曾祺小说审美特征的基本要素，是叩探其语言奥秘的重要门径，但此类研究迄今尚无人涉及。本文从音节、声调、韵律、摹声词等角度入手，在具体而翔实的剖析中揭示出汪曾祺小说呈现的独特的语音美感。同时将之放在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指出语音形象美的建构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在此传统受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阻断，语音形象未能受到中国现当代作家足够的重视的背景下，汪曾祺致力于语音美的营造并将之拓展至小说文体，为汉语美文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     

汪曾祺“京味”语言中的民俗文化意味

如何恢复人的文化身份 ,是汪曾祺文本着力解决的问题。他的解决途径是语言 ,不仅在人物对话中 ,更在叙述人的叙述中 ,为人物建构精神的家园 ,让每一个人恢复他自己的说话方式 ,恢复他本来的生活状态。建构并安居在他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世界 ,是汪曾祺的文学文本致力完成的唯一的一件事。让“人”像他本来应该的样子表达着并生活着 ,是汪曾祺“京味”语言的目标     

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     

试论废名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汪曾祺的文学征途上,废名无疑是一块极为关键的路牌.汪曾祺是从心灵上虔诚地接受了废名的,他把废名的一些小说都吃透了.废名的"通过记忆与'反刍'从整体上表现社会现实"文学观,打破小说与散文、诗的界限的文学实践,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钱钟书的文章家法

本文认为,钱钟书的文字风格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渊源。他首先融会了汉魏风骨与六朝文章的精髓,又受到近代中国一系列大文章家的文字风格的影响。而钱钟书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在对传统充分继承的基础上追求个性化的神韵风格,从而完成了中国古典文体写作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风格变革。语言是一种人类文化的符号,也是有意味的形式。本文力图通过对影响钱钟书语言风格的各种美学因素的研究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内在沿革,因此可说是一寻找文体学与历史微妙契合点的尝试。作者还认为,钱钟书文章中的西学神韵与古文文体风格取得了高度的协调。     

论新世纪小说的轻逸化审美追求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绝大多数都倾注于微观化的日常书写,呈现出非常明确的日常生活诗学建构之特征.很多作家都自觉地聚焦于那些繁富驳杂的日常生活,从小人物、小事情、小冲突、小感受入手,在各种庸常的生活缝隙里,发现并展示世俗社会里某些别具意味的生存镜像,重新审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与普通个体命运的内在关系,并由此反观人们的日常...     

于幽默中寻找自我——托卡列娃小说艺术风格探析

托卡列娃是现当代俄罗斯文坛的一颗"常青树".她的小说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笔触细腻地挖掘了同时代人的内心世界.作家善于通过简短的故事反映笔下人物的平凡际遇,以此来表达丰富的思想.叙事语调略带嘲讽,语言幽默、明快.大量借用名言警句及历史宗教典故,艺术地增加了文本的文化内涵.     

汪曾祺小说的“传统”与“现代”——从《聊斋新义》谈起

本文从分析《聊斋新义》系列小说的内容入手 ,结合汪曾祺本人的创作谈 ,讨论汪曾祺 2 0世纪 80年代的小说观念 ,尤其是他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的理解 ,以及这些理解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汪曾祺对“现代”的理解基本局限于现代派手法 ,如意识流 ;在他的创作中 ,传统与现代意识构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微妙关系 ,这一点也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宋人笔记和唐人传奇的看法中     

20世纪40年代海派女作家张爱玲与施济美作品风格比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坛除了左翼小说的活跃、繁盛外,还有与其形成鼎足之势的海派小说。这个这文学流派中,40年代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在这批"小姐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张爱玲和施济美。张爱玲的小说更多表现的是人生的无奈,任何诗意的东西在张爱玲这里都是荡然无存的。而施济美的小说却始终保持着对理想、爱情、信念不懈的追求。     

日本战后中间小说与川端康成

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文坛上产生了处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中间小说。川端康成即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旗手,他创作的《舞姬》、《山音》、《东京人》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中间小说佳作。其创作的原因或许主要缘于他敬畏的朋友横光利一诗魂的继承。     

“诗与真”的中西文化蕴含——梁宗岱与歌德、庄子艺术美学精神之关系

梁宗岱诗论著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其诗学理论的核心文本。"诗与真"是该诗论的主题词。受德国作家歌德自传的暗示及艺术创作精神的启发,梁宗岱强调诗歌创作不仅要有"经验",而且有生命的坚挚,有对艺术理想不舍的追求。他在艺术上追求的"心灵之真"、"象征的境界"去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化,融入一种忘我的超功利色彩,这背后隐藏的艺术精神正是庄学自然无为的真精神。     

贾平凹小说的“卖点”分析

在文化消费强势启动的当下社会,贾平凹小说的“卖点”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他为当代文学呈现了一个具有鲜活日常生活观感的文本世界,成为全球化、城镇化时代的一种稀缺资源;他作品中神秘的超现实生活,对于喜爱追新逐奇的文化大众来说,可谓是投其所好;赤裸裸的性与精美的文化包装,也为贾平凹的小说文本制造了大量“卖点”。     

王维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

被誉为“诗佛”的王维,其为人和创作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一生屡遭困厄,无论是个人家庭生活还是政治仕途,都遭遇了许多不幸与痛苦,而佛教的信仰为他找到了解脱的方式。对王维的痛苦内容及解脱方式的探讨,可得知其受到后人膜拜的魅力之所在。     

《诚斋诗话》成书年代考

《诚斋诗话》的成书时间主要有壬午前说和壬午后说两种。笔者根据《诚斋诗话》中的条目内容,结合历史材料和杨万里的生平进行仔细的梳理和考证,以详实的材料证明《诚斋诗话》不可能写于壬午前,而且还进一步对壬午后说给予更为确切的时间界定,认为《诚斋诗话》是杨万里自金陵退居故里后成书的,也就是说其成书时间应该是绍熙三年壬子(1192)年以后。通过界定《诚斋诗话》的成书年代,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此诗话的诗学思想,还详细考述了《诚斋诗话》的诗学思想体系是和杨万里晚年的诗歌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影响

作为清初文名与科名俱显的诗人,学界对梦麟早有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其身世、诗歌中的民族特点和诗歌风格,但俱是简单叙说,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对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体味其宦海生涯中的人文关怀、诗歌写作中的笔力思致及所表达的李杜式的生发感动之力量,而这些都为其后的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

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卷起飘逸：李白的幽愤和媚谷

“飘逸”是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但人们常常由此以为李白的生活个性同样“飘逸”。究其实,从李白的个人经历及其诗歌创作中不难看出,李白一生更多的是壮志无从施展、理想无法实现的幽愤,甚至有时还免不了媚俗。     

毛泽东、周恩来人生哲学之比较

毛泽东、周恩来的人生哲学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共同的理想信仰、价值准则、人生追求,使他们的人生哲学呈现出很多相同之处,然而其差异也显而易见：毛泽东的性格以＂虎气＂为主,气质上豪迈奔放,具有浓郁的诗人情怀,趋于英雄人格;周恩来的性格以柔韧见长,气质上儒雅谦逊,具有博大的贤者胸怀,趋于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