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革新 批判与超越——当代英国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述评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大国的崛起，当代英国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塑造经历了深刻变化，传统西方霸权话语下的中国人形象正逐渐被一系列中国人新形象取代，超越了西方传统中国人形象固有的两极化模式。20世纪下半叶西方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和繁荣也促使一些当代英国作家转向非虚构小说创作，非虚构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形象书写异彩纷呈，展现出继承、批判和超越三个维度。通过结合这一书写梳理国内外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动态，分析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形象逻辑话语体系提供思考和借鉴。     

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中研究跨文化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起点,相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即"自我东方化",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问题;三、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的网络形成,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     

傅满洲——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巅峰

以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研究方法,对傅满洲的形象以及该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傅满洲这一形象沉淀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表述中国的历史话语,又契合了20世纪初“黄祸论”的现实语境,映射出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话语和文化霸权。     

人类世：从地质概念到文学批评

21世纪初，“人类世”概念在地质学界引发热议，并迅速向人文社科领域传播；科学与人文的交互碰撞产生了极强的冲击力，引发了普遍的人类世焦虑，形塑了多重宏大叙事，加深了世人对“地球癌症”的认知。聚焦于气候变化、毒物书写的人类世文学具有深厚的全球化思想内涵，集生态与政治、伦理与正义、想象与反思于一体；人类世概念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既成为一种研究视角，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要求，或将引发文学研究的“地质转向”。     

颠倒等级与“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

本文剖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解构主义”在哲学、文学等领域内运用的一种策略——颠倒等级,作者认为,这正是当代中国“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所采取的叙事策略。文章通过对几位作家的创作手法和具体作品的分析,论述了他们在小说叙事话语中所进行的实验性变革及其面临的困境。     

“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源起、内容探析与理论评述

“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兴起于21世纪初地质学界关于“人类世”这一地质年代新概念的广泛讨论，是国外(广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时代性检视并力求将其与跨学科前沿知识相结合的结果。“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即关于人类世时间起点定位及其批判意义的讨论、关于人类世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如何“版本更新”的讨论、关于人类世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讨论。“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出场与展布标志着人类世范畴及其知识产物的影响力跃升，同时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绿色议题介入上的理论活力，构成了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内容之一。     

西方生态批评中的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

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是西方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1968年以来，西方学者围绕生态批评与地方、地球及行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及21世纪后这三个时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西方生态批评中地球话语与行星视野的凸显，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界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意象与定见的强势传播——“中国军事威胁论”媒介话语成因考察

＂中国军事威胁论＂作为关于中国军事的一种认知思维、意图判断和话语建构,正在以意象和定见的方式在西方媒体中强势传播,使媒介话语成为＂中国军事威胁论＂诸多成因中的一个关键性考察节点。媒介话语逻辑陷阱、媒介话语权力失衡和媒介话语策略组合为其中的重要促成因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国军事威胁的二元定型化表征陷阱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为媒介议题的事件化、戏剧化、常识化和利益化,加之维护性、协调性和对抗性三种媒介话语权力存在交锋失衡,虚拟与真实交织、肯定与否定并存,主流与边缘共进、合唱与独奏更替的＂组合太极拳＂正在挑战中国军方的媒介话语应对能力。     

意象与定见的强势传播——"中国军事威胁论"媒介话语成因考察

"中国军事威胁论"作为关于中国军事的一种认知思维、意图判断和话语建构,正在以意象和定见的方式在西方媒体中强势传播,使媒介话语成为"中国军事威胁论"诸多成因中的一个关键性考察节点.媒介话语逻辑陷阱、媒介话语权力失衡和媒介话语策略组合为其中的重要促成因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国军事威胁的二元定型化表征陷阱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为媒介议题的事件化、戏剧化、常识化和利益化,加之维护性、协调性和对抗性三种媒介话语权力存在交锋失衡,虚拟与真实交织、肯定与否定并存,主流与边缘共进、合唱与独奏更替的"组合太极拳"正在挑战中国军方的媒介话语应对能力.     

西方发展话语批判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案——基于后发展理论30年的脉络考察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后发展理论为从国际比较视野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案及其世界意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在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逐渐掌控世界发展话语霸权之时，后发展理论沿着福柯式话语传统从语言的建构、实践的狡黠和知识的特权3条路径批判与解构了西方发展话语形成的具体化机制、技术化机制和合法化机制，揭示了全球现代化发展样态的一元性危机。但与此同时，后发展理论也被学者批评存在发展的二元思维与立场缺陷、话语分析方法与认识论缺陷以及将地方浪漫化的政治缺陷。面对这些指控，后发展理论无疑陷入了缺少“发展的替代方案”的迷思之中。直到21世纪初第二波后发展理论热潮兴起，学者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人民的话语”为世人呈现了一条植根于本土文化、“由东向西”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三个层面破除了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迷思，不仅超越了西方发展话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还为世界上那些渴望走独立发展、符合国情道路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环境话语生态性构建研究:以“《中国日报》气候变化报道话语语料库”为例

环境话语是与环境或环境问题相关的一类话语,受到学界关注。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的一个研究视角,在话语生态性构建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语料库话语分析或研究作为一种实证性视角被广泛用于语篇或话语研究中。语料库生态话语分析将上述两个视角整合,是话语生态性探索的新路径。研究立足于气候变化的大背景,基于一定的生态哲学观（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生态自然观）,借助专用语料库工具,建立“《中国日报》气候变化报道话语语料库”（包含一个总库与四个子库）,从子库词表、子库主题词表和总库中索引项climate change及其搭配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证。研究发现,作为环境话语的《中国日报》气候变化报道是生态有益型话语,报道表达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阐明该报对气候变化这一环境相关问题的态度,同时凸显其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政策企业家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双重批判——兼说“全过程民主”的逻辑意蕴

20世纪70年代政策企业家理论在美国诞生后，迅速普及并应用于西方世界。20世纪末，该理论被引入中国，随之开启了一场“中国化”历程。然而，政策企业家理论只是西方深化“资本干政”的新策略，并不具有普适性。实质上，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等屡遭民众质疑，利益集团总会另寻一个更安全隐蔽的“代言人”,因此所谓“政策企业家”这一新的政治参与主体，就是在总统、议员、党派等之外建构生成的“第三种人”。我国公共政策生成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差异明显，根本无法为这种人提供活动空间。盲目将其理论“中国化”,势必损害我国政策制定的公正性，损害有志之士参政意愿甚至危及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也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三个“全过程”——人民参与、民主集中和民本民生背道而驰。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隐秘情结的影像诉说——华语电影同性恋话语的生成和发展

同性恋是电影表现的一个边缘题材,但是在西方电影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它已成为一种话语方式和批评方法。华语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总体上是较薄弱的。在华语电影发展史中,其言说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语塞与暧昧”;20世纪90年代是“走出衣柜”;21世纪初是“时尚元素”。从90年代以来的发展态势和言说深度分析,同性恋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已经在华语电影中得以确立。     

“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关于人权价值的辨析

人权价值并非"普世价值",而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因主体的普遍性需要而产生的共同价值。西方"普世价值论"错误地混淆了人权价值的普遍性与"普世性"、共性与个性、道义性与政治性、理想性与形而上学性。这就需要警惕西方某些国家打着人权旗号,在全球强行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把解决国内民生问题视为实现人权价值的突破口,但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中国在实现人权价值的过程中,其话语建构需自主化、话语体系需国际化、价值理念需现实化、实现路径需时代化。这是中国政府实现人权价值的责任所在。     

生命的游牧——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批判理论

新千年以来,“后人类”已成为西方理论话语界的一个热门主题,众多学者加入到该主题的讨论中,其中荷兰女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批判理论特色鲜明,已成为当下后人类理论话语中的一个主要声音。立足于德勒兹哲学和女性主义政治实践,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批判理论牢牢抓住“后人类”概念的自我反思性和主体想象性特征,将其界定为“批判性或创造性形象”,在此基础上形成其后人类批判理论的核心四观：以“佐伊(Zoe)”为中心的生命观、以“化”为基础的游牧观、以“局部”为立足的整体观、以“创造”为取向的政治观。梳理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能够促进国内学界更全面了解这一颇具特色的理论话语。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自晚清民初引进中国以来,历来是聚讼纷纭的话题。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确立是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至70年代,现实主义历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三突出”的“浪漫化”与“左化”演变,其内涵逐渐被政治话语架空,遂发生变奏;与此同时,邵荃麟、秦兆阳等理论家也在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80、90年代,现实主义呈现复兴之象,并在同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竞争中曲折发展;而后因“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崛起,现实主义再次走向写实。进入21世纪,现实主义继续成为主流,同时也出现了支流“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和异流“神实主义”。回望百年中国现实主义的演化进路,不仅有助于厘清现实主义的发展逻辑,而且也助于烛照当下的文艺创作。     

转型期文学嬗变的几个趋向

21世纪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这种以知识为基础 ,以信息为手段的新经济在挑战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文学的空前多元、平等的话语空间。文学从“热情奔放”走向“理性思考” ,从“以情动人”趋向“心理感悟” ,从“借鉴西方”转向“强化自我” ,从“单纯表现”进入“多重杂糅”。文学正经历着一种既痛苦而又自慰的蜕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