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兄弟》:固有修辞身份/对应修辞身份认证与夸张建构

“兄弟”语义指向丰富,异父异母关系的限定,为夸张建构修辞主体的修辞身份提供了可能.固有修辞身份/对应修辞身份作为修辞元素,参与文本建构.在小说《兄弟》人物系统中,对应修辞身份认证推动叙事进程,规约文本结构,凸显复杂人物关系,升华人物内涵,丰满固有修辞身份类聚系统,实现修辞意图:兄弟俩互为镜像;兄弟俩与林红互为镜像;兄弟俩成为一女两个自我的他者化镜像.印证修辞预设:“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     

打开女性叙事的空间——解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

文章基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盲刺客》中女性叙事空间的建构展开分析。文章兼具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从多重女性叙事声音、叙事节奏与层次、隐喻的叙事系统等方面探讨了《盲刺客》如何展现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生存境遇,并借由文本中的隐喻象征系统打开新的叙事空间,建构起女性书写的权威。      

由“被看”到“看”的突围——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女性叙事视角初探

男性叙事视角是中国叙事学的传统叙事模式,故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处在“被看”的地位。女性主义作家对女性“被看”历史命运的改写,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努力,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叙事小说对经典叙事视角的反叛色彩尤为明显。以叙事学为理论背景,从女性主动“看”的突围路径、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女性叛逃男门后的自我迷失三个方面,浅析《一个人的战争》立足女性视角叙事为改写女性“被看”所付出的努力。     

论《红楼梦》的叙事动作

本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动作,提出它主要由三个动词“进出”、“看”、“说”构成。“进出”是指人物进出园林门,它是勾连情节线索的第一个叙事动作,成为叙事的真正视角;“看”是继“进出”后的第二个叙事动作,它是人物进出房门后对场景空间的环视;“说”是继“祈”之后的第三个叙事动作,它是场景叙事的主要内容,形成对话场景。《红楼梦》叙事的连续性在从空间到时间的“进出——看——说”的循环过程中表现出来。     

跨越与交融中的内心质询——论陈谦小说“跨域女性”的心灵叙事

桂籍海外华文作家陈谦在自我审视与内心质询中实现了“自我”言说的建构，展演了跨越与交融的多重属性以及智性的生存哲学；通过细致而绵密的语言，陈谦的小说也表达了“跨域女性”心灵敏感而柔嫩的感知力。直击跨越中的内心真相，书写交融后的心理真实，陈谦小说通过文字还原跨文化场域间的心灵体验，最终建构起独特的书写“跨域女性”心灵世界的叙事伦理。     

王安忆女性书写论

女性的性别角色与“拾海人”的创作心态决定了王安忆女性书写的边缘状态。她不推崇女性霸权,也不逃进私人空间,更不以凸现女性欲望来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而是以入世务实的平常心书写着位居社会边缘的“边缘女性”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在传统男性霸权的边缘充分地发掘出女性的柔韧力和生命力,真实而有力地完成了对男性关于女人、城市、爱情等书写的解构,塑造出一群边缘女性的强者形象。     

拓扑像似与隐喻修辞：山西电影中的民俗意象与地缘文化研究

电影中的民俗意象承载着独特的地缘文化与民族精神。山西电影中的民俗意象在表现原初性的奇观特质时,还以像似性的符码形态助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为人物的行动轨迹建构出独特的民俗情境。并且,媒介重构的民俗仪式不但为观众展现出了地域性的民俗文化,而且还通过仪式叙事传达着人物的观念信仰与情感心境。同时,图像表征中的民族精神借助隐喻修辞从人物的具象行动中升华而出,自此电影实现了艺术性、民族性、人文性的多重建构。     

从内容到形式：“社会性别”研究的新路径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四字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关键词gender在中国的翻译、使用而出现的,其概念界定与使用的众说纷纭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性与驳杂性。从复原生理、心理层面上的传统性别差异到批判性别生成中的男权文化机制,从执着于提升被压抑的个人、身体价值到强调公共领域中的女性参与,从建构多重主体的性别维度到解构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的二元对立,从注重精英叙事中的女性话语到开始与大众文化结缘,社会性别研究在新时期文学中经历了繁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形式研究关注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形式要素体现的性别权力关系,能够丰富和发展尚嫌薄弱的新世纪文学叙事学研究,为私人化写作落潮后的女性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增强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     

被遮蔽的记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嬗变研究

伴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在叙事视域、情爱母题、母亲形象诸方面亦发生了递变.具体说来,叙事视域由内而外到双视域的转换: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由主妇身份提升到半边天英雄再回落到社会女性——女性文学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着摆脱女性依附性的方式;情爱母题由追求而消解到漂泊的变异:女性主体性由感性盲从提高到理性加盟再发展到自为行动——女性文学一直书写着女性对爱情幻景的自我放逐;母亲形象由圣母而恶妇到原生态女性的生成:女性叙述者由母性介入延展为妻性书写再深入到女性历史建构——女性文学形成了自己诗意的话语特质.研究这些递变,有助于充分揭示被遮蔽的中国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精神世界的变迁史与不变的女性叙事特质,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风貌及价值.     

民族认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

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与记忆媒介,与文本、影像、声像等审美形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中华民族的视觉化表征,参与整个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集体价值的确证。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黄河—母亲”的隐喻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促进民族统一与融合。嗣后,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媒介——记忆场,涵括家国命运、抗争进取、人文情怀等不同意蕴的民族精神。依照“图像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借黄河图像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研究,不仅凸显出黄河图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文人生存的理想媒介:邹弢《浇愁集》的幻境空间书写

幻境空间的营造是邹弢《浇愁集》空间叙事的重心。以梦境、奇境、冥界、仙界为主要表现形态,《浇愁集》幻境空间的表现方式虽然继承了文言小说叙事的一般模式,但在叙事方式、叙事视角以及空间转换等方面分别体现出叙事时间的空间化、空间呈现的客观化、空间对照的修辞性以及幻境与现实并置转换的新特点。《浇愁集》幻境空间书写突破部分清代小说局限,其叙事动力存在于表情与警世的张力之中,这使幻境空间既写情又表理,即小说中的幻境空间是邹弢借以思考文人生存空间的理想媒介,充满了强烈的主体意识。     

修辞·文学·媒介：西方艺格敷词的演进与跨媒介叙事

艺格敷词原是古希腊的修辞术语,指一种生动地描述事物的修辞手法,到20世纪中叶,缩小为指对特定艺术作品进行描写的文学类型;20世纪90年代后,其指向文学文本中语言与图像的跨媒介叙事,指语言与图像两种不同媒介在文本中的转换。米歇尔认为,这一转换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艺格敷词的冷漠、希望和恐惧。艺格敷词的跨媒介叙事具有虚构性,其本质上是用虚构克服诗画的“他性”,借此变莱辛划定的诗画相异为语图互通。艺格敷词的跨媒介叙事涉及图像、作者和读者的三角关系,并由此形成了跨媒介叙事的机制：从图像到语言的虚化机制和从语言到图像的具化机制。前者以作者为中心将图像叙事转换为语言叙事,后者以读者为中心将语言叙事还原为图像叙事,二者构成艺格敷词跨媒介叙事机制的闭环。     

方丽娜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以《蝴蝶飞过的村庄》《夜蝴蝶》小说集为例

空间叙事的主要手段是隐喻，方丽娜创作的典型意象“蝴蝶”和“宋城”隐喻着她的创作心理历程，反映她个人的价值体系。因此，从空间叙事这一角度出发深入探究方丽娜的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和《夜蝴蝶》，探讨四种空间叙事类型：记忆空间的重塑与文化空间的浸染、地理空间的变迁与现实空间的落差、家庭空间的逼仄与私人空间的封闭、精神空间的审视与心灵空间的拯救。通过运用空间叙事学技巧，挖掘方丽娜作为海外华文女性写作的新特点，展现华人女性在海外的生存困境，对个体女性的心理和精神流动进行考察性书写，发现其艺术内涵和审美价值。     

“三生万物”与《哈利·波特·三兄弟的传说》——兼论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

《哈利·波特》存在着多“三”现象,其叙事的“三事话语”、“三极建构”、“三复情节”生发了作品的哲学意蕴、人物行动位及由行动位与叙事功能项建构的深层叙事结构、英雄成长意旨等。老子的“三生万物”可谓是数字“三”建构作用的精炼概括。尽管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术语从名称的提炼、规范到界定还有雕琢的空间,但其方法与术语的独到性与便利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电视叙事的角度问题

人称指叙述者以一个具体身份出场或发言,它代表或反映出电视叙事叙述者的态度;视角是叙述的焦点,是一部电视叙事作品看取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也是一部电视叙事作品希望被“看”的视角;视角转换是电视叙事透视人物行动的角度,是从两三个视点,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人物。只要把握了视觉与人物的关系,就可以自由转换。     

《奇境》人物心理聚焦的转换

本文运用叙述学聚焦这一叙事技巧来揭示人物希尔达的人格分裂和人物海伦的自我丧失。欧茨通过人称代词的转换，完成人物心理聚焦的首次转换。并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相互转换，以及叙述者声音与人物声音的混淆，形象地再现了人物希尔达人格的分裂。再次，作者通过大量使用心理感官词语“感到”“想到”“觉得”等以及引入新的叙事声音，再次转换人物的心理聚焦，重现了海伦自我丧失的过程。两次聚焦转换适时地拓宽，又及时地限制了读者的阅读视野，造成了叙事的悬念。     

论近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自叙传叙事

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的叙事方式来摹写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在成长叙事中,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使自叙传这一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从“十七年”小说的爱情模式略谈女性生存

在“十七年”小说中,集体话语的权威日渐统领于小说人物塑造的细枝末节,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消逝于带有政治性与概念性的符号图解之中。而在以男性作家为中心建构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女性人物开始确立自我主体意识,拓展属于她们的言说空间,从中可以内观到女性在独立于意识形态符号下可喜的生存空间。但这空间是狭小的,一部分原因是男权话语的钳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女性自身对个人主体性的主动贡献。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