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重要著作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两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辩证法,又是认识论;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两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两论”揭示了“实践”的“矛盾”本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升华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转换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两论”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统一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智慧”。     

郭沫若“人民本位”文艺观再认识——以历史剧《南冠草》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古代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从“原则”“标准”“党员个人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极大提升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透彻性与说服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维阐释与实践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阵地,展开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价值维度上,“第二个结合”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争取革命胜利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出系统性总结。在目标导向上,“第二个结合”充分发挥了思想文化战线的动员和团结的作用,并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在话语建构上,“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革命的盟长资格必须由共产主义承担,并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合法性问题。在路径探索上,“民族形式”讨论孕育了继往开来、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新文化发展之路。《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阐释与探索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美学价值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实践美学用于理论建构的重要元典性著作,也是影响中国当代美学传统形成的一部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因此,在当前进一步加强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不论是对超越实践美学的理论诉求,还是中国当代美学获得新的突破而言,都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价值。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易经》哲学思想的相似相通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易经》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如果详细分析,实际上,二者有许多惊人的类似之处。文章从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的真理性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唯物辩证法四个方面分析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易经》哲学思想的相似相通之处。如能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立言与教化——《诗经》诠释的人生意义分析

《诗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在《诗经》的诠释过程中，“立言”和誓教化”是《诗经》诠释的重要价值。立言是人生对道德情感生活世界的接受，教化是对社会生活的创造和建构。对“立言”和“教化”的作用和价值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儒学复兴和社会政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评《中国文化论坛》

由青岛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王继训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拓展延伸,是在长期的钻研探索中得出的思想结晶和理论硕果,从而在更深、更精的领域中寻求对中国文化史的把握。《中国文化论坛》(第一辑)分为三个部分:传统与文化反思、现代化与文化建构和文化散论。第一部分“传统与文化反思”。它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论题。第二部分“现代化与文化建构”。则从不同层面研讨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论题。第三部分“文化散论”。它立论角度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思想结晶，是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典范。《矛盾》以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刻揭示，谱写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篇章，它不仅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哲学基石，也是我们今天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矛盾》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实践论》、《矛盾论》看毛泽东的逻辑思想

对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人们习惯于从认识论、辩证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而很少从逻辑学的角度作考察。本文从三个层面探讨了蕴含在“两论”中的逻辑思想。作者提出,毛泽东在把认识过程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础上,阐明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重要作用;他关于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矛盾运动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学说;他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原理,深刻地揭示了归纳与演绎的客观基础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     

儒家思想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 ——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讨论中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系统地专题论述共产党员修养过程中，并不是对古代儒家道德修养理论的简单化扬弃，而是在讨论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依据和修养目标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多样化的迎拒，在此基础上又凸显了复杂但鲜明的转向。这种迎拒转向既体现了二者本质区别，又说明了在思想意识上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同构性，在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也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极为相似的内在理路，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化”之过程的多面样态和“化”之文化历史实践。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无为与无不为——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的法家解释

文章试图从解释学角度阐述韩非《解老》、《喻老》解读《老子》所带有的法家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家解释，指出韩非的解释实际是借“无为”之名，发挥“无不为”之术，其解读特点是“以刑名为道德”、具有指实倾向，并阐述其启示，即本文与解释的关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实践论》《矛盾论》

文化哲学建设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不短的历程,尽管还存在着诸多疑问和争论,但是,面向中国文化特殊性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文化视域已经在哲学层面上生成。在文化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提炼、概括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穿透了中国传统治理理念的神秘外壳,消弭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沟壑,重铸了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领导力量。因此,在文化哲学视域中,笼罩在《实践论》、《矛盾论》之上的一些历史尘埃可以得到澄清。     

《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综述

结合《周易》审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有极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丰硕，且大致可以“《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及“《文心雕龙》对《周易》的阐释”两类视角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前者又可分为“征引内容”与“话语体系”两大层面，而后者主要以“五经皆文”的观点为线索。经梳理发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研究，应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展开探讨，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关节所在。     

试论《三国演义》在“天命”和“人事”之间的两难抉择

《三国演义》一方面流露出较浓厚的“天命”色彩 ,认为“纷纷世事无穷尽 ,天数茫茫不可逃”;另一方面 ,又认为“天道变易不常 ,岂可拘执 ?”从而积极肯定“人事”,热情歌颂人的主观努力 ,赞扬建功立业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进取精神。这种矛盾建构 ,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哲学虽有重“天命”、“天理”、“天道”的一面 ,但同时又主张“权变”,赞扬“人”的崇高 ,认为“人”才是天地的核心。这种矛盾建构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 ,它统一于“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批评话语研究

《纽约时报》在对中国环境形象建构中投射了传播者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通过互文、隐喻、过度词汇化等手法,建构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放任技术盲目发展的环境弗兰肯斯坦、政治管控背景下的环境积极分子抗争、崛起政治大国的国际环境话语权争夺等不实中国环境镜像。应用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从言语描述、话语实践解释、社会实践阐释三个维度对《纽约时报》环境新闻语料库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报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化权力和污名化中国环境与中国形象的铺垫效果。在中国主动发声的形象“自塑”建构进程中,需要提升中国形象话语建构与传播的“科学性”与“跨文化性”,以强化中国形象建构的认知范式与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