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绝迹考

有唐一代通俗文学，最弓队注目者，莫过于变文。从敦煌遗书重见天日之时起，变文就引起了文学研究工作者们莫大的兴趣，综观大半个世纪以来敦煌文学的研究历程，专家学者们对有关变文的一些问题，诸如概念的界定、起源、类别、体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对后代的影响等，论述繁多，就中亦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对于变文绝迹的问题却鲜有文章或专著提及。试想，变文一体既然在唐代曾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又为何会在突然之间便销声匿迹，不复流传？其原因自然非常复杂，因而值得深究之，其意义不仅在于敦煌文学研究方面，而且对于中国俗文学…     

元代的宝卷

本文就元代宝卷与唐宋俗讲、变文及明清宝卷的关系 ,从讲唱形式、语言文字句式方面进行了探讨 ,旨在阐明元代宝卷在整个宝卷文学发展史上所处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敦煌变文中一些新生的语法现象

敦煌变文是唐代寺院僧侣用来向听众宣传佛教教义的一种通俗文学,它通常是用讲一段散文堪一段韵文的“讲唱”形式来宣传佛经中的神变故事。一般一篇变文讲的就是一个故事。为了让听众都能听懂,变文的散文部分的语言基本上与当时的口语相一致,韵文部分使用的一般也是当时较为通俗的词语。研究变文的语言有助于我们对中古汉语     

变文写卷的应用形态论析

变文是敦煌遗书发现的作品中最受关注的对象之一,变文写卷的抄写格式、抄写内容、抄写人及同卷内容关联性等要素表明,并非所有的抄卷都是讲唱的底本,有一些只是讲唱僧记诵唱词内容的习抄本,还有一些是与敦煌学郎教学相关的读本。可见,变文诸写卷之间的文献差异,以及同卷各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敦煌讲唱作品年代考三种

最近获读我国台湾省学者邱镇京先生的《敦煌变文述治》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年四月出版),深感其中有不少精辟独到之见,值得敦煌文学研究者借鉴。笔者尤感兴趣的是其中“变文著作时代之推测’一节。因为作为民间通俗文学的变文,当时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语野曲,极受轻视和排斥,文献史书记述也很少,今天要研究变文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多多依赖现存变文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进行考察。而要利用这些作品,又不能不首先明确它们的编写年代。如果我们能将现存的八十几种敦煌讲唱作品(也就是邱先生泛称的变文)编写年代,一一考订,技其时代先后列出个年表来,这不但有利于明白时势,而且对考察敦煌讲唱文学各个历史阶段发展衍变的轨迹,也有很大的帮助。因而这是敦煌讲唱文学研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变文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与中印文化的交融

变文是兴起于唐代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是从佛经体系中解放出来的产物 ,其发展演变经历了讲经文、佛陀变文、世俗变文三个阶段 ,体现了佛教中国世俗化的过程与中印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

本文对敦煌文学资料及其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讨论。首先对敦煌文学作品分类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传统分类的缺陷,明确了敦煌作品作为表演艺术之底本的本来性质,在否定传统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曲子辞、诗歌为体裁样式的敦煌文学的概念体系。其次,以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为背景,论述了敦煌文学各品种的文化渊源,认为唐代讲唱艺术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果实。最后,论述了敦煌文学资料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敦煌作品不仅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思维。     

谈谈变文中的业报轮回思想——以《目连变文》为中心

变文作为一种佛教通俗讲唱形式,旨在通过普通百姓通俗易懂的方式宣扬佛教思想。而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从《目连变文》出发,简要探讨了业报轮回这种古印度思想在进入到中国后的变化历程及其与中国古代固有思想的激荡互融过程。     

论宋诗中的金明池

金明池作为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逐渐淡化了最初的军事意义,转变为天子与民同乐的场所,其繁华成为了王朝帝国昌盛的象征,在北宋文人的歌咏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涵义。等到南渡之后,实体的金明池随着王朝的消亡渐成废墟,而它却在南渡宋人对故国的追思歌咏中鲜活再现。这些记载金明池的诗歌作为城市文学的一种,在"文学表现并再现城市"这个角度上,一方面再现了北宋东京的情态,另一方面因文人加诸于此的涵义赋予了消亡在历史中的东京以永不褪色的存在意义。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元代杂剧中“说参请”的源流与影响

现存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继唐代的讲经、变文,近承宋代的说经、说参请,以独特的戏剧艺术表演参禅悟道,教化大众.由相关剧作,可以见出宋代说参请的直接影响；元代的佛教剧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研究宋代说参请的资料.     

宋代改革中的失误

<正> 宋代尤其是北宋,经历了宋初、庆历、熙丰三次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这三次调整和改革,除宋初外,其它两次都失败了.改革的失败,自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但改革中出现的失误,加速了改革的失败.本文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探讨这些失误及失误产生的原因. 求治太急急于求治,对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是我国历史上改革的通病.皇帝及改革者们,总以为号令一出,举国上下便会闻风而动,天下便面目一新.从宋代的庆历新政,到近代的戊戌     

辽金文学研究与宋元文学研究

辽金先后与两宋并列对峙, 辽金文学后来又融入元代文学之中, 这是辽金文学独特的外部文学环境。因而, 将宋辽金元四代文学综合在一起研究, 不仅有利于拓展辽金文学研究的领域, 还能揭示宋元文学中的有关问题, 对推动宋元文学研究有突出的建设性意义。一、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金代文学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相隔遥远, 两者之间交流不多。但在有限的交流中, 可以看出两者的联系。由于两者水平颇为悬殊, 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由高向低———由北宋向辽国———的输入。这种输入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图书、典籍的传播。使辽归来的苏辙曾上书朝廷, …     

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

"说话"艺术是宋代在唐五代说话、寺院俗讲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瓦舍伎艺,话本则系由说话而来的书面文学,属俗文学的范畴.金代文学延续了北宋以来的雅、俗文学二维结构,金代的"说话"艺术承北宋而来,作为讲唱文学构成金代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小唱摭谈

关于宋代小唱,以往的研究者有两种看法:一是小唱专指对宋代大曲的摘唱,是较为高雅的艺术形式;二是小唱主要是对宋词的演唱,在当时属于通俗歌曲的表演。而对宋代小唱演员的演唱记录及小唱的演唱特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小唱主要是对宋词的演唱。     

谈《水浒》中关于“刺刑”的描写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南宋和元代民间的水浒故事与戏剧、话本是《水浒传》的重要素材。因此,《水浒传》一书的内容,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元、明社会生活的某些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以反映北宋末年社会生活为主的。它不仅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宋代的政治、状况和官逼民反的过程,而且对当时的司法制度等也多有涉及;特别对于“刺刑”,书中曾有多处描写。这对我们通过这部伟大文学著作来形象地了解和认识宋代的司法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宋代“话本”和唐代“说话”、“俗讲”、“变文”、“传奇小说”的关系

一宋代“话本”的出现,在我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上,标志着古典小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上继唐代说话、变文和传奇小说,下开后世白话短篇小说、长篇章回小说之端,思想内容和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它的内容比过去的文学作品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和市民阶层的生活、意识,把城市中社会地位比较     

“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论范仲淹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实践

作为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的范仲淹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文学家的范仲淹似尚未为论者所重视.也许是他的政治业绩掩盖了其文学成就。其实,范仲淹不仅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还是个享有时誉的作家,诗词文赋,诸体皆备,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抑末扬本,去《郑》复《雅》”的文学理论毫无疑问,欧阳修是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但范仲淹也在新古文运动中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元初赵孟坚说:“庆历以前,六一公欧氏未变体之际,王黄州(禹     

略论词学尊体史

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算词体的历史．唐及北宋尚无尊体的意识,迨至南宋,词人学者已有了尊体的萌芽;宋元之际,诗人们才有意识地推尊调体,出现了代表人物张炎和权威著作《词源人》。人以香弱、媚艳为词作之本性,创作成就不大．但明代把诗与词接在同一源头上,在词体推尊上又远过前人。明人文学以情为衡器,为调体的样式落实了地位．清代词学,等体达到空前高度．清代词人二千余位,超过宋代;词学在清代已作为一种严肃的学问;清人传承诗词同源说,对“诗象”之说批驳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