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还"与读诗

《文史知识》在2002年第9期和第12期分别发表了几篇讨论“还”字读音的文章。我想借辩析“还”字读音的机会,探讨一下读诗的问题。 对于王维的《观猎》诗中“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一句里“还”的解读,郭征宇先生认为:     

“决眦入归鸟”另解

杜甫《望岳》诗中“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中的“决眦”当作何解,历来众说纷纭。蔡梦弼笺注此诗时说,决眦就是“目眦决裂,入于飞鸟之归处”。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引曹植《冬猎篇》之“张目决眦”,解“决眦”为:“决,开也。眦,目眶也。”这两说是旧专家中较为流行     

古代瑶族风情画——浅谈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瑶族生活的诗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除这首诗外,刘禹锡还写了《莫徭歌》、《蛮子歌》等诗作,对瑶族先人的生活习惯、婚姻制度、生产情况、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独具一格的古代瑶族风情画。下面,仅就《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谈一些肤浅的看法。先看题目。连州,现广东连县县城。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墨经》选诂（之三）

本文是对两条《经》、《说》的校勘和诂释。文中，在考察前人成说并指明其正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一）校“知”条《经》的“间”字并《说》文的“闻”宇作“问”，从而根除了前人从《说》校《经》作“闻”而与“身观焉”的“亲”纠缠不清之弊．（二）释“知”条《说》文“志行”的“志”、“行”即《小取》篇“以辞抒意”的“意”和“抒”，“志行”就是意志（对事物的断定）能够表达出来，也就是思想的沟通。又校本条《经》《说》为“知、问、说、亲”和“［辞］名、实、合、为”两条。这样，就解决了前人以《经》《说》所述为七种知识的种种格。（三）训两条《说》文的“观”字为“游”，即身临其地的“游历”、“交游”，略似今语的“实践”；并纠正了历来认为下条与上条直接有关之误。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的诗学观

在宋代诗歌批评史上,北宋诗歌评论家张表臣的诗学观占有一席之地。《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的代表作,他结合多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和事迹,论述了其基本诗学观。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就“诗能穷人”提出异议,认为诗人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穷”或“达”的境遇,而在于诗人内在的创作天赋,即“能诗与不能诗”;张表臣提出,创作应祖述前人,但又必须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在于立意,次则须炼句、炼字;张表臣强调,诗歌的风格追求应以含蓄天成、平夷恬淡为上,反对支离破碎、怪险蹶趋。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还对一些文体、作家、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

《横江词》是李白的名篇之一,前人赞此诗“气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叹咏”。但诗中的横江指何处?此诗写于何时?注家看法不同,因而对诗的内容的理解就必然不一致。李协民同志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本刊1980年第4期)一文中,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与各家不同的新的见解,值得重视。我很同意李协民同志对“横江”的理解。《横江词》中的“横江”,非指和县的“横江     

《文选》联绵词李善易读音切续考

[1]《南都赋》：“琢狎猎，金银琳琅。”（71页）“猎”（来，叶），善音：“土（崇）甲（狎）切”。李善音系统“来”母绝不与“崇”母相混，“叶”、“押”两韵亦不相杂。谨按；李善音”猎”以“上甲切”，当为联绵字的易读。”’狎”．善音“胡（匣）甲（狎）切”，是知李善将“狎猎”视为迭韵联绵词。李善注：“狎措，饰之貌。”《六臣注文选》吕向注：“众饰貌。”“狎猎”亦表示“重接貌”或“花叶参差貌”。如《文选·西京赋》：‘’披红葩之呷猎。”李善引薛琼注：’‘狎猎，重接貌。”《六臣注文选》张铣注：“狎猎，花叶参差貌。…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试以《通感》、《诗可以怨》为例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性,以“打通”作自己的文化观,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作进入具体文艺理论话语空间的实用手段,以话语空间的阐释范式来达至中西文论“诗眼”、“文心”的“莫逆冥契”。《通感》、《诗可以怨》体现了钱钟书诗学观的一个侧面,可谓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佳作。     

“兴”、“观”、“群”、“怨”与“咖啡文学”都是杀人的软刀

孔丘把文艺的主要社会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历来的反动     

对“孔子删《诗》”之争的再检讨

通过一系列的梳理,不难发现在每一方面“孔子删《诗》”的否定论者所作的论述都是不占上风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报章杂志、大中专教材及学术专著在谈及“孔子删《诗》”时,竟然大都认为前人有关“孔子删《诗》”的论断已经被颠覆了,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很值得我们深思。     

论高适《燕歌行》为模仿之作

人们对高适《燕歌行》的本事有多种说法,其实该诗是在模仿前人边塞乐府诗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诗的篇章体制因袭了前人拟辞的程式,诗中时空背景的设置、对军中苦乐不均的描写、对“城南”少妇的描写等均源自前人的边塞乐府诗。     

刘熙载《艺概》的修辞论（上）

晚清刘熙载的《艺概》是一部集古人修辞观大成的著作。它通论文、诗、赋、词、曲、八股文等多种文体的修辞特色，探讨了文体之间的关系，论及修辞理论、章法、句法、字法、“眼”及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它既有对前人修辞观的继承，更有自己的众多创新。《艺概》应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登鹳雀楼》"迥临飞鸟上"的作者

唐代有两首《登鹳雀楼》诗 ,一首是“白日依山尽”,下面是另一首 :迥临飞鸟上 ,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 ,河流入断山。这一首全唐诗作畅当诗。然李翰《河中鹳雀楼诗序》言“前辈畅诸题诗上头”,而不言畅当。司马光《续诗话》、彭乘《墨客挥犀》、沈括《梦溪笔谈》均载鹳雀楼有畅诸诗 ,而不言畅当。一九八三年 ,我到敦煌 ,查敦煌唐写本残卷 ,见有此诗 ,作者确系畅诸。原诗系五律 ,题作《观雀楼》,诗云 :“城楼多峻极 ,列酌恣登攀。迥林飞鸟上 ,高榭代人间。天势围平野 ,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事 ,并是送君还。”——残卷别字甚多。“观”是“…     

论黄裳的词学思想——兼论其对中国古代词学观念之影响

黄裳《书乐章集后》是宋人中唯一为柳永词集所写之《跋》，该《跋》高度评价柳词歌咏“太平气象”的“词史”价值，提出“词人盛世之黼藻”的词学功能观，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杜诗柳词”相提并论。黄氏所作之《演山居士新词序》“以词附诗”、“以诗衡词”，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词的创作与《诗经》“六义”直接联系起来进行理论阐述的词序。此二篇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序跋，沾丐后人甚多，其对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贡献难以漠视。然目前似未引起词学理论界应有的足够重视。故有拂去覆盖在黄裳身上的历史尘埃，还原黄氏原作价值之必要。     

《周易》“观”的哲学内涵及美学意义

《周易》“观”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其通过观“天地”、观“生”、见“情”、观“会通”以及观“卦”等方式,达到明察、教化、颐养、建制和通情等目的。《周易》“观”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观”之见解的滥觞,直接启发了“观物取象”的审美方式,构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重象写意”传统,对中国乐、诗、画等领域的文艺创作理念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中国美学有原初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