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关系探究

法律援助是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具有重要的法律教育意义。法学教育是应用型精英教育,所培养的是法学应用技能。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可以形成互补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意义重大,它依赖于制度化的保障,是对法律资源的最佳利用。     

宁波市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实践与思考

宁波市的法律援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是,与法律援助水平较高的国内其他发达城市相比,在制度建设、经费保障、队伍建设、援助范围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文章在分析了宁波市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制定宁波法律援助地方立法、拓宽法律援助经费的筹资渠道、规范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扩大法律援助的服务范围等对策。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教育功能实现的障碍及消解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具有操作性教育功能、道德人文教育功能、激励教育功能，对法科学生能力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在实现教育功能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缺失、人才缺乏、管理缺位、激励缺漏等障碍，我们应当通过多元化筹集资金模式的拓展、人才培训交流互动机制的建立、管理职责的厘定及管理制度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创建等路径对以上障碍予以消解。     

人的自由发展与制度的双向互动及其实践分析

人的自由发展与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人的自由发展内在地推动制度产生、创新与发展变化，制度则通过创新促使人的自由发展得到体现、保障和实现，两者在良性双向互动中相互提升和超越。当前．清醒认识并深入探讨两者良性的双向互动对于我国的制度现代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法律援助实践之探索

法律援助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我国也不例外，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律师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由于我国国情所决定，现有的社会资源难以支撑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入发展，法律援助资源亟待开发。全国首家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保护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来，依法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义务法律服务，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在法律援助服务对象、运作模式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论法学人才的培养——以案例式教学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为视角

当前法学人才培养中存在法学本科招生规模过大，入学生源未严格选拔，水平参差不齐；法学本科教学模式与方法重理论轻实践；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不妥当等问题，需要在案例式教学与司法考试良性互动中得到改善。案例式教学与司法考试良性互动，会推进法学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与此同时，法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变革也会丰富和发展案例式教学，改革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     

ADR视域下的高校法律援助研究

高等院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是法律援助事业、法学实践教育体制改革和建构社会法律信仰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存在诸多因素阻碍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长足发展。笔者建议将高校法律援助纳入ADR纠纷解决体系的建构,并对其提出可行性建议。     

高校法律援助事业的历史使命及进路探析

高等院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是法律援助事业、法学实践教育体制改革和建构社会法律信仰的必然要求。然而,理论根据的缺乏、制度规范的缺失和经费来源的不畅阻碍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长足发展。本文基于对实证调研的结果分析,对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民族高校法学教师与法律实务部门良性互动研究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从我国目前高校法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来看,普遍存在着实践水平和能力欠缺等问题。民族地区高校只有进一步提升法学教师的实践能力,才能够胜任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重任。法学教师与法律实务部门之间良性互动,是提升法学教师实践能力的最佳途径。民族地区高校应建立健全相关保障机制,保证法学教师与法律实务部门之间保持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法律援助实践之探索

法律援助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我国也不例外 ,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律师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由于我国国情所决定 ,现有的社会资源难以支撑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入发展 ,法律援助资源亟待开发。全国首家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保护中心自 1 992年成立以来 ,依法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义务法律服务 ,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而且在法律援助服务对象、运作模式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制度的模式选择及建构

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实施使我国司法鉴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集中体现在司法鉴定机构的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确立，赢利性成为其最大的特点。然而无序的司法鉴定收费对弱势群体的证据采集形成障碍，急需建立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制度以适应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制度的模式选择应为界于国家福利型和社会主导型的一种中间类型，并立法对受援对象、条件及法律援助主体做出明确规定。     

必然、实然与应然：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社会研究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缓解了法律援助供需矛盾,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自身管理混乱、经费不足、当事人不信任等。在分析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要服务于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通过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现状及弊端的研究,提出要加强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社会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相关立法、引进实习律师或高年级取得律师职业资格证的学生、规范其设立程序、确立双层管理体制及与社会组织合作等,以建立服务社会型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人工智能时代法学实践教育模式的五维变革

我国法学实践教育正面临着实践环节流于同质化与浅表化、实践教育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过于机械、实务人才供给与人工智能时代需求脱节的现实困境。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法学实践教育,有助于通过提供沉浸式的创新体验与多维度的评价机制等方式突破目前困境。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法学实践教育时,应注意对系统算法偏见的辨别与防范,并坚守法学教师在实践教育中的主导地位,避免过度的技术依赖。在人工智能时代,法学实践教育应在教育目标清晰化、教育环节智慧化、教育平台联动化、教育队伍复合化以及教育评价个性化五个维度实现路径革新,以实现人工智能与法学实践教育的双向良性互动。     

国家司法考试背景下民法学本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2002年以来,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民法学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在法学本科教育和司法考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集中体现了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冲突与契合。我们要理性看待司法考试对民法学本科教育的负面影响,正确确立民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使民法学的本科教育尽快脱离困境,实现民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论美式法律诊所教育的不可行性

法律诊所是美国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作为一种法学实践教学方式，它通过让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方式，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实现社会正义。由于我国有完善的法律援助机制，加之法律诊所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很少有法律援助案件进入法律诊所，所以法律诊很难产生相应的教学效果。即使有足够的案件来源，法律诊所高昂的运行费用对多数高校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由于国情的不同，美国式的诊所教育在我国缺少存在的必要性。     

司法的有限性与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

司法成本的居高不下、司法腐败现象、程序至上等问题是司法救济局限性的表现,弱势群体因此很难按照他们的预期设想获得合理公正的司法救济。弱势群体权利救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修改现行的举证制度,设立进行司法检查巡回法院,建构和完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制度等是帮助弱势群体更好地实现权利救济的现实选择。     

市场·主体·规则——从另一个视角看法学教育发展与改革

中国加入WTO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 ,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该文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为切入点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市场、主体、规则作为基本观点 ,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中国法学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若干问题 ,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教育、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和法律职业培训等互相联系、相互区别的良性互动体制的新思路。     

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多元化机制研究

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运转的基础，充足的经费更是法律援助得以正常发展的保障。单一性经费来源已经难以满足法律援助的经费需求。从国内外改革经验来看，经费来源多元化已经成为解决经费短缺问题的趋势。在多元化机制中应当以加大政府拨款力度为主导，将法律援助诉讼保险作为补充；前两者均无法填补缺口时，设置农村集体资产部分捐赠制度为例外手段，以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持社会公平正义。     

浅论农村教育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从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目前农村教育不适应城镇化发展的表现及原因 ,提出只有实现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 ,才能真正“发展经济 ,加快城镇化”。并就如何实现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 ,提出了相关思考。     

法学理论的实践向度——理论与实践难题的探索

针对几十年来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严重脱节,以及人们对理论"无用"的抱怨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法学理论自有其实践品格,它与法律实践之间具有同一性与互动性。这对于谋求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发挥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促进我国法学与法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