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失和述略

格鲁派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自互为师徒、分管领地、共同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之关系形成之后,两大活佛之间平稳协调、和谐发展、共治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之后,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的强烈干涉,不断诱骗、挑唆,一手制造了两大活佛之间的矛盾,使之关系剧趋紧张,直至民国初期,两大活佛矛盾爆发.     

1932年达赖、班禅系统相互之攻讦与国民政府的处理

1932年,达赖、班禅系统之间围绕国民政府欲支持九世班禅返藏问题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攻讦。面对达赖、班禅系统的相互攻讦,国民政府在依照历史定制明确达赖、班禅政教地位的基础上,依据双方的"事实表现",一方面对支持班禅返藏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解释,以消除达赖系统的疑虑。由于噶厦在康藏、青藏战争中双双失利,加之国民政府采取了较为恰当的政策,达赖、班禅系统此次激烈的攻讦最终得以停息。     

达赖、班禅互为师徒关系考析

达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随着格鲁派发展的需要，二者形成了互为师徒的关系，后来又产生破裂，直至中断。考察研究这一关系，有助于了解历史的真实，又可澄清某些是非。一、达赖、班排活佛转世系统的确立及其名号的由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有八大著名弟子。第二人为克珠杰（即一世班禅），最末一人为根敦朱巴（即一世达赖）。自这二人始，形成了达赖、班禅两大转世系统。（一）达赖系统1447年，根敦朱巴在今日喀则建扎什伦布寺，寺成即任该寺池巴，直到1474年圆寂。1478年，扎寺铁桑林扎仓堪布和根敦朱巴亲…     

连结世界屋脊和蒙古高原的桥梁——藏传佛教

文章介绍了藏传佛教主要是格鲁派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达赖、班禅两大活佛世系的形成以及蒙藏文化交流。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权发展及西藏地方人权成就

本文从人权的角度叙述了中国人权的发展特点、少数民族人权发展与保障,并用事实说明西藏地方人权发展的成就,以此戳穿达赖对西藏人权的污蔑。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番僧源流考》补注(续)

《番僧源流考》,无名氏作,后经著名藏学家吴丰培先生考证,为晚清钟方所作,“书中不著撰人姓名,然编入钟方之《藏务类函》中,当即钟方所编”。钟方本人在《驻藏须知》自序中也写道：“故将所办所为者,分类摘要,归成一书,名日《驻藏须知》,并将《番僧源流》附之后”。是书的成书时间,为晚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作为西藏地方的宗教史典籍,系作者根据西藏地区藏文、汉文旧档和相关调查资料写成,对西藏地方包括达赖和班禅在内的共计44位活佛的法统源流、出生地、生卒年月以及部分呼图克图的驻锡寺庙进行了简要的叙述,其后并附有金瓶掣签典礼、掣签仪制图和西藏宗教节日单,对研究西藏宗教及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代甘青藏传佛教状况探析

近代甘肃、青海社会环境相对和平,民国地方政府开始实施近代化管理,设立新式教育,着力佛学研究,甘青藏传佛教有了较稳的社会基础;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首先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新增不少寺院,九世班禅也曾长期在此弘法,喜饶嘉措创办现代性僧伽学校,这一时期该地区还先后出现了达赖、班禅两位最重要活佛的转世灵童。其次,甘青藏学界两次进入西藏学习、交流,成为内地与西藏关系的纽带。最后,这一时期汉藏佛教交流进一步深入,在藏密东传的背景下产生了融合汉藏佛法的"法幢宗"。近代甘青藏传佛教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汉藏关系的发展。     

毛泽东与班禅及达赖的交往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关注西藏发展的一个侧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班禅及达赖交往频繁。这种交往,反映了中共对国家统一和西藏发展的深切关注,体现了党在民族、宗教、自由、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鲜明立场。本文以文献梳理为基础,探析了中共中央对西藏社会发展的重视关注。     

从达赖喇嘛给皇帝跪叩看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属领关系

“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仅有檀越关系说”是“西藏独立”论的核心论点之一。本文依据新近首次刊布的五世达赖喇嘛给康熙皇帝跪叩称臣的奏章原文和七至十三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拜稽首的历史史实,对此谬说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言行,确证达赖与清朝皇帝之间是臣与君的关系,即政治上的属领关系,从而彻底揭穿了贝尔和夏格巴之流编造的政治谎言,证明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青海当彩家族关系资料二则

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并不融洽之时,噶厦政府出人意料地确认出生于青海当彩家族的拉木登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此事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本文提供两条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青海当彩家族关系的资料:1、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6-1909年在塔尔寺期间曾得到第五世当彩活佛的经济资助,并曾经莅临当彩村;2、十三世达赖喇嘛确认第六世当彩活佛。由此推测,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当彩家族是相当熟悉的,最终在当彩家族找到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他生前的周密安排。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1938—1939年间滞留西宁问题探析

1938-1939年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被迫滞留西宁,学界多以此事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牟取私利向西藏噶厦政府勒索钱财所为。但是,相关档案资料显示,此事经历了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前期中央政府利用在青海觅得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之机,通过阻留拉木登珠与西藏噶厦政府进行政治交涉,目的在于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客观上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期马步芳违抗中央命令,扣留拉木登珠,企图借机控制西藏。在其政治阴谋失败后,又对西藏噶厦政府实施敲诈勒索。这一事件反映了民国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所做的努力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无序状态。     

国民政府“班禅问题”得失谈

1923年冬,九世班禅离开西藏,东来15年。九世班禅积极与国民政府联系,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做了诸多贡献。国民政府借班禅大师东来的机会,加快解决西藏问题的步伐,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努力,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失误。     

三世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生卒年份考辨

清代拉萨市普布觉寺的三世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历任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副师傅,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戒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副师傅、正师傅和戒师,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活佛,具有很高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其出生年份历来不详,学术界对其圆寂年份也存在争议。清代史料表明:三世普布觉活佛出生于道光五年(1825),藏历铁牛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十八日圆寂,享年77岁。     

试探清代西藏“摄政”一职的称谓与特点

清朝崛起,入主中原,日趋牢固,边防愈加巩固,清王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地区建置.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在几经更迭后形成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但这种制度无法回避新立达赖喇嘛由转世到其亲政之前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进入18世纪后半期,摄政制度应运而生.直至20世纪前半期,历任摄政共15人.摄政掌政远远超过达赖世系实际掌政时间.摄政作为当时代掌西藏地方最高权威一职,在西藏地方史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本文根据各类相关文献,对清代西藏地方摄政一职的产生、称谓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挖掘、梳理、探究.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美日在争夺中国过程中的勾结、矛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简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美日两国从各自的在华利益出发,在争夺中国的过程中既相互勾结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美日的这种相互勾结和矛盾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的五四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在它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开启了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新开端，发现了实现救亡图存的依靠力量、找到了实现救亡图存的科学理论、拥有了实现救亡图存的领导核心。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勇担历史使命，一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挨打、不断衰弱的悲惨命运，实现了由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五四精神对激励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投身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特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封建王权主义权威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思想上的失落,新兴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从主流走向边缘,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威主义的性格: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并存。这种性格在当时是必要的,又是合乎情理的。而当今知识分子受虐倾向过重,施虐倾向(批判精神)不足,不得不引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