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重构农村新型权力结构的策略

据我理解，村民自治是指将政府所代理的权力归还给村民，开放滞留在政府中的权力，解构存滞留方式下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结构，重构农村权力新型结构。     

贵州省乡镇机构改革探讨

随着贵州近些年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许多乡镇干部对此忧虑重重,认为实行直选后,乡对村的控制更为困难,特别是担心税费收不起来。于是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同时也引起了村民的强烈反弹,乡镇一时被认为是村民自治的主要阻力。县里压得的任务太多,如收取税费、计划生育这些得罪人的事都得由乡镇做,乡里没有什么决定权,只是执行。要完成上级任务,没有村干部配合不行,因此只能一级压一级。     

贫困地区乡村关系失范问题及解决思路

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乡镇行政的过度干预与村民自治功能萎缩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失衡。要改善这一关系,一是要依法改善乡镇治理体制和方式,界定村务与政务,增设派出机构,为村民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二是要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民自治结构,平衡和规范自治权力内部关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农村改革30年得失启迪未来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为何始自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为何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岗?打响改革第一枪的小岗,为何没有凭借改革的先发优势再立潮头?被认为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农村,泥腿子们为何率先闹起了海选潮?……当我们认真思考、解剖这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时,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教训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启迪着未来的中国改革实践。     

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问题与对策

村民自治在中国实践二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成效。村民自治不仅是基层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甚至对地方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发生与成长毕竟史无前例且无经验可循,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本文即是在全面了解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     

明星村的神话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

明星村的模式既不代表中国农村的未来，其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明星村的尝试在一个阶段看来类似于乌托邦，但它们的实践毕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不能因为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一味地赞扬，也不能因明星村发展中面临一系列问题而彻底否定。明星村的最大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承包制的其他农村发展思路，这有助于中国农村改革的继续深入。     

美国“乡镇自治”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启示

作为民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民主选举的确立,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生态,提高了村民的权利意识,并为我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截至2009年6月,全国共有60万个村民委员会,经民主选举     

改革关键是控制公共权力

中国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进程正在提速。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显示,有十七个省(区、市)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获中央批准。     

乡村中的权力、利益与秩序－以东北某“问题化”村庄干群冲突为案例

“问题化”这一概念来源于孙立平的一篇文章［１］。在文中他指出，作为研究者我们很难从村民的相互称谓、抽烟聊天等平静的生活场景中，洞悉和研究村民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和谁远、谁和谁近。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来。”在本文中，“问题化”乡村就是指这样“有事情”的村庄，即存在干群冲突的村庄。在“有事情”、存在法律纠纷的村庄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乡镇、村庄和农民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被激活、凸显出来。所以选择“问题化”村庄来做研究，更能把握住隐秘在农村日常…     

当代中国大城市郊区农村社区管理的权力研究

大城市郊区农村地处城乡结合部,社会矛盾和冲突严重,这给管理城郊农村社区带来了挑战,本文主要探讨农村社区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关系。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取消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更加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供给总量不足;供给主体错位;乡镇政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能力和动力下降等。     

现阶段农村村民自治问题及应对

农村村民自治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现阶段,农村村民自治中存在着诸如自治权异化、农村"空心化"、"能人"缺乏制约、村民对农村自治态度冷漠等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以促进农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公共物品管理模式改革的实践与制约因素分析——以苏南某村三个电灌站产权改革为例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国各地逐渐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模式进行以产权全部或局部私有化为内容的有益探索。本文在此背景下选择苏南某村所有的三个电灌站产权制度改革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不同的改制内容和运营结果,分析农村公共物品管理模式改变的制约因素,寻求其可持续利用之途径。     

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搞好农村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我国的乡镇机构进行及时、合理的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需要。本文着眼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公共服务提出的新要求,通过对作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之一的乡镇机构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缺陷进行分析,围绕如何更加有效、充足、全面提供农村公共服务这一主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对策。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透视管理研究——以社会组织为视角

处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呼唤第三次改革——一次以社会组织为媒介的全方位改革，一种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村民广泛参与、积极互动的基层民主的治理模式。本文将以社会组织为视角，窥探农村百态，谋求当代中国农村问题解决良方，以便在十二五期间化挑战为机遇，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     

深化农村改革突破口的研究

春暖花开之际正是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的换班之时。然而,却有为数不少的新任指导员,对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备感茫然。作者结合亲身体会谨慎奉献自己的一孔之见:深化农村改革,要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南,围绕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着重从六个方面进行突破。     

农村产权改革何去何从

东保村试图探索出一条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的道路，但遭遇到困境。可以说，产权制度改革政策本身需要改进，但乡村治理更需要反思。     

珠海社会改革破冰

为了保证改革的平稳，珠海遵循了中国经验的一贯模式：先试点，后推广。在改革目标的指向上，这些试点包括培育社会组织，以及城市的社区民主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