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辩》辨析

严羽的《沧浪诗话》对明、清两代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有褒有贬,前人评价即有分歧,近人看法也不尽一致。然而古、今论者都承认,《沧浪诗话·诗辩》是严羽论诗的基本纲领。诗话全书分五部分,《诗辩》居其首,其余《诗体》、《诗法》、《诗评》、《考证》,都是《诗辩》理论纲领的深入阐发和具体应用。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开头就说:“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明确地道出《诗辩》在全书中居统领地位。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对话逻辑的一般原理及语义分析

一、对话逻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对话逻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思想家、智者或名家的活动。逻辑,做为研究思维的艺术,是在百家争鸣的唇枪舌战中应运而生的。被西方誉为“逻辑之父”的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曾专门研究了论辩。后人编辑亚氏著作《工具论》一书中共有六个篇章,其中的《论辩常识》和《辩谬篇》都是讲沦辩的。沦辩的口语形式就是对话。亚氏在书中指出:我们是想寻找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就我     

安世以道易天下 文敏飞动自纵横——《孟子》、《韩非子》论辩艺术比较

有争鸣之势，必有论辩之文。诸子欲“以其道易天下”。遂“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影响极大的儒、法学说，《孟子》和《韩非子》的论辩艺术对后世影响也极大。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辩说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理懿而辞雅”。韩非则秉从功用，论辩艺术呈外向型特征，即将论辩的问题和观点借助独特的逻辑形式和修辞艺术，使其实证化、外在化，风格“峻峭”。二者的艺术风格根源于不同的文化性格，而这又都注入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性格之中，故对其论辩艺术的研究，其意义便远不限于其论辩本身     

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读田望生《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有感

一《吕氏春秋·察今》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近拜读田望生先生所著《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一书后不禁感叹:诚哉斯言!读此书,则尽知桐城二百余年文章之精华矣!桐城地处皖中,接江趋淮,“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地灵人杰,翰墨飘香,尤其明清之际,桐城重读尚文,曾以文化名邦著称。清咸丰八年,桐城派著名作家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说:“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梦征、宋李伯时兄弟,以诗…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先秦辩士的论辩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好辩是政治、学术活动中的一大特色,辩士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论辩艺术:行人之辩,委婉多切;策士之辩,辩丽横肆;墨者之辩,逻辑严密;儒者之辩,醇厚简约。构筑他们论辩艺术的基石是丰厚的学养、坚定的信念和精湛的辩术。     

苏轼诗博喻浅说

苏轼诗歌以长于比喻见称,其雄放豪纵又俊逸秀丽的诗风,往往因妙用博喻而倍增光彩。博喻最早见于《礼记》第十八《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也就是“博喻”,《学记》强调了它作为诗歌的一种艺术表现方法的重要。今人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苏轼诗前言》中生动地阐述博喻是:“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     

论辩的超常思维

论辩的构成，不外乎三个要素──逻辑结构、言辞表达、思维方式。逻辑结构涉及的是论题问题，也就是立论的论证对象，它所要回答的是“辩什么”。它要求辩者在论题明确的前提下，遵守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的规则。言辞表达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在回答“怎样辩”时，让人明显感受得到的一种行为表露。论辩没有这二者，当然不能成立。但是，支配决定这二者的，则是思维方式。从现象上看，论辩无疑是一种在逻辑路线引导下的言辞对抗艺术；论辩双方的胜与负，都是由言辞的交锋来决定的。然而言辞的交锋，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的相互对抗；交…     

《九辩》考辨——兼说其史料价值及在文学史上之地位

《九辩》宋玉作之说，不可动摇。从“侬而作词”、《楚辞》一书之体例、《九辩》袭屈赋看，《九辩》之性质为代屈原设言之作，而非作者自叙     

熔学术性、思想性、时代性于一炉——读刘建国教授的《茶馀论古》

“茶馀论古” ,顾名思义 ,所论者为古代 ;古者 ,故也 ,十口相传曰古。“古”是指过去了的事物 ,也就是“历史” ;所以论古即是论“历史”。《茶馀论古》所论的就是古代的作家或作品 ,是已成为历史的事物。对历史事物进行研究 ,目的无非是通古今之变 ,明古今之理 ,以古鉴今。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点 ?汉儒务实 ,重疏证 ,最终陷于琐屑的章句之学 ,把一切生动活泼的东西弄得了无生气 ;六朝文人反其道而行之 ,清谈玄理 ,结果又是虚无主义泛滥成灾 ;唐人自由开放 ,一切顺应自然 ;宋明儒者谈名理性命 ;至清 ,复以朴学之实来反宋明义理之虚 ;民国初年…     

韩愈《答张籍书》的写作时间考

韩愈集卷十四(涵芬梅影宋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本文所引韩愈诗、文均依此本,以下简称《五百家注》本)录有张籍与韩愈往还书信四封。张书主要是建议韩愈著书以攘佛老,并对其“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以及喜“为博塞之戏”(《致韩愈第一书》)一类“远于理”     

谈方言口语对训诂的作用

<正> 历代诸家释“训诂”,有涉及方言的,也有不涉及的。郭璞在《尔雅·释诂》的注中明确地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就涉及训诂和方言的关系。而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睢》的疏中,只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入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但是此说虽然在字面没有提到方言二字,而在“古今异言”这四个字里,不能说不可以包容方言,只不过是提法笼统,没有强调方言罢了。所谓“古今异言”,可以这样理解:古与古有“异言”,今与今有“异言”,古与今有“异言”。在同代的“异言”里,主要是指方言同通语的差别。这种差别,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

《墨经》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这体现在《墨经》对于“言”与“名”的理论，《墨经》的定义方法，《墨经》对“辩”与“说”的论述等方面。《墨经》认为，“言”是口的一种功能。“执所言而意得见”。“名”是用以“举实”的。《墨经》中的“正名”学说超出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的正名理论，而真正成为“名辩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墨经》中运用了多种的定义方法。《墨经》认为“辩”的特征是“争（反）”，其目的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察名之理”。“辩”的准则是要“当”与“宜”。《墨经》的“说”运用的是语用推理。     

《论六家要旨》所述“道论”源于“黄学”——读汉墓帛书《黄帝四经》

西汉初期流行的“黄老”思想,我曾以帛书《黄帝四经》的内容与汉代史事相印证,分析证明了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实际上就是“黄学”思想,而非“老学”思想。而汉代史书《史记》和《汉书》,都将“黄”、“老”并称,相提并论。可是检阅先秦文献史籍,“黄帝”与“老子”皆分称,未有黄、老并称之例。《史记》首创“黄老”一词,遂将两者混而为一,并称“黄老”。后世学者,多承其说,少有异辞,以“老”代“黄”,不加分辨,道家思想之分流遂乱而莫辨。今取《史记·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关于对道家思想的论述,与帛书《黄帝四经》(下均简称《四经》)的内容作一比较,分析其“道论”的理论渊源,以辨“黄”与“老”之别,以明以“老”代“黄”之谬。     

古今同形异义词语例释(二)

〔从而〕今用在因果复句的正句里,引出结果或目的。连词。古指跟从(他)。而,连词,不译。《师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众人〕今指大家。古指一般人。《师说》:“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小学〕今指对儿童、少年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古指小的方面学习了。《师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以上〕今表示位置、次序或数目等在某一点之上。方位名词。古指向上走。以,连词,不译。《游褒禅山记》:“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论因明学之喻与墨辩之理类

论因明学之喻与墨辩之理类曾昭式中国先秦时期的《墨辩》与古印度的因明学适应当时社会环境而产生．与古希腊逻辑成为逻辑学产生的三大源流。三者对逻辑学理论的探讨各有其特色。同时，由于思维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他们在许多方面又有相似之处。本文就《墨带》的“理”、“...     

论《墨经》之“辩”

《墨经》“辩学”实质上是从墨翟的“辩乎言谈”发展而来的古代逻辑学。“辩”相当于“逻辑” ,“辩”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名”、“辞”、“说”。“辩学”的实质内容是“以名举实” ,“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辩”同时具有思辨的意味 ,并由此而通上辩证法     

古夏水源流新证

隋唐以来的流行说法，定古夏水是长江中游北面的支流，在今湖北江陵以东分长江东流．迳江汉平原腹地，东北流入沔（汉）水，定涌水亦出今江陵县境，分江水（或分夏水）南流入长江。实误。根据订正后的《水经注》以及其它汉魏六朝时的古记载，结合我们前此之研究成果，可知：古夏水所受之“江”当是今蛮河（古沮水，亦称“江”），分“江”之处在古江陵（在今宜城县南境）东南的江津（今蛮河下游北岸的璞河瑙附近），东南流，经今宜城南境、钟祥西北境，在今钟祥西北境丰山口稍南处流入沔（汉）水。涌水当是夏水的一条支流，在古华容县分夏水东流入沔。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