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形成新论

运用史料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人类学对白族形成问题的再研究表明,以往学术界所形成的"本土说""外来说""单源说""多源说"等观点均未能真正给予这一问题以科学揭示。再研究的结论是:白族形成确实是多源的,乾符四年(877)南诏统一云南建立大封民国后,在洱海区域生活的洱海人(西洱河蛮)、哀牢人、僰人、昆明蛮、汉姓等是白族形成的主要来源,正是由于南诏国的建立进而将诸多族类融合为一个整体:白族。     

大理古戏台的文化学意义

云南大理作为白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礼俗传统与人文环境,在洱海周边丰沃的大地上,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古戏台.作为白族民众情感记忆的符号象征,古戏台就像撒落在苍洱大地的珍珠,不单在过去的岁月"以乐通神",为白族民众提供了敬神娱人的安慰,直到今天,大理古戏台仍以草根的力量,成为白族民众增强族群认同、提高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场域.古戏台的存在,既是白族先民为今天留下的一批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可以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更是白族传统艺术形态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     

大理邓川坝子“白回”族群成因探析

元明时期进入邓川坝子的回回人,由于长期与白族为主的世居民族共居生活,在以族际通婚为主要方式的族际文化交融中,逐渐采借和接受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质,导致其族群外部边界的改变;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坚守着伊斯兰信仰,从而有效地维系了族群的内部边界,即认为"自己是回族穆斯林"的族群认同和意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兼有明显白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白回"族群.     

流动的共同体:论族性变化的解释路径

族性是构成族群、民族等族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如认同、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自族类共同体诞生以来,族性便是富于变化的。对其变动机制的理论解释主要分为四种:强调内部识别的认同理论,强调外部交往的接触理论,强调内部关系的民族国家理论和强调外来影响的现代性理论。综合把握四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及其内部理论流派的具体差异,有助于增进对族性变化和当下民族问题的理解。     

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与白族文化

本文从白族丧葬习俗、文字的兴起、起名习俗的变化以及神话传说的演变四个方面,讨论了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与白族文化的关系,对白族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因素进行了剖析,为学术界进一步认识白族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白族服饰

白族约有1,594,800人,主要居住在我国云南省洱海之滨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还有一部分居住在四川、贵州等省。 白族人穿的衣服过去主要是自织、自染的棉布。一般姑娘从15岁就开始学纺织、刺绣。在自织的棉布上绣上色彩夺目的花纹,做     

地方公共产品空间研究导论:一个即将的前沿领域

地方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决策与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传统公共经济与公共财政学的理论体系仅强调了时间的作用,并未从空间维度构建出地方公共部门行为研究的框架体系.事实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壁垒的日益消除,地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供给以及地方公共资源的分配活动,已经由行政辖区属地内部的独立经济行为上升为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外部性事件.因此,在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亟待从空间供求、空间消费、外部空间关系和空间治理四个层面,重构基于时间与空间融合统一的现代地方公共产品的核心理论体系,以指导地方公共空间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与社会——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叙述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主体·时间·空间：新媒介文艺生成性研究

为进一步揭示新媒介文艺生产的深层媒介逻辑及社会历史语境,新媒介文艺生成性研究引入德勒兹的“生成”理论,通过将“生成”作为新媒介文艺的技术意向,开展对构成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作为基础锚点的主体、时间、空间的生成性探索。新媒介文艺生成性研究发现：新媒介的内在生成性偏向,使新媒介文艺生产域中的主体生成为人机间性主体,形成人机协作式生产;使时间生成为结晶化的星丛时间,引发时间生产力的增强、中间时间的开发、时间深度意识的退场;使游牧空间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征服、差异空间的生产以及异质空间的创造实现空间生产力的增殖,为跨媒介叙事提供实践场所。     

段赤城信仰与大理白族祖先崇拜的隐晦表达

斩蟒英雄段赤城被洱海流域的白族人奉为海神,同时也是多个村寨的本主。"捞尸会"作为大理地区盛大的民间宗教活动,其主要目的便是为了纪念段赤城。段赤城信仰和"捞尸会"的历史嬗变以及呈现出的具体形式,包含了双重的表征:段赤城海神身份的建构虽然出于明清政府厘正祀典、教化百姓的需要,但是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延承了白族人以洱海为祖灵地的传统信仰,成为他们祖先崇拜的隐晦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