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寺学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为实行蕃化统治,大力推崇佛教,扶植宗教势力,使寺院垄断了教育,寺学教育逐渐代替了唐以来地方州县学教育.因此,其性质、教学内容、教材选择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身份都与传统的州县学教育有所不同.寺学教育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使教育面向大众传播和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

吐蕃统治敦煌的官府牧人来自当地居民,放牧马、驴、羊等牲畜,每年向官府上交毛、皮、肉等畜产品,并提供畜力。官府则给其一定口粮,对他们放牧的官府畜群进行定期检查。这一做法源自吐蕃本部,并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官营畜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

本文依据敦煌文书及蕃汉传统史籍,对吐蕃敦煌（沙州）部落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吐蕃沙州部落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敦煌乡、里制相结合,在敦煌设置的部落、将组织,是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吐蕃敦煌部落分为军事部落、民部落、准军事部落三种类型,其长官均称为部落使、部落大使。部落使是吐蕃沙州军政机构的重要长官,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吐蕃部落组织还影响到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的部落组织的设置     

评《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

20世纪藏学和敦煌学在学术界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性的两门显学。特别是敦煌文献中大量藏文文献及汉文材料有关吐蕃史料的相继发现与整理,使藏学研究与敦煌学研究得以相得益彰、共同繁荣。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

公元 78 6年至 848年 ,敦煌处在吐蕃王国的统治之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敦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即落蕃官阶层。生活在这一阶层的人都曾是唐王朝的官吏 ,不幸身陷吐蕃 ,他们身着蕃装 ,却又心向大唐。本文试图通过对敦煌落蕃官出现的原因、地位、心理、事迹、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分析 ,以求对这些落蕃之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五

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开凿的洞窟出现了一种特殊而又典型的组合形式,即在崖面的同一条垂直线上,上下两个洞窟与崖顶土塔形成一组整体性建筑,作者暂称为“塔、窟垂直组合形式”.这种组合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晚唐时期,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关于这种形式的来源一直未能确定.文章通过对藏经洞出土纸本绘画P.T.993《吐蕃寺庙图》、莫高窟第361窟药师经变、东嘎石窟宝楼阁曼荼罗、桑耶寺初建史及同时代的印度寺院建筑形式的考察,结合吐蕃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认为莫高窟这种塔、窟垂直组合的新形式,应是受吐蕃本土的影响,其建筑涵义来源于密教中的“宝楼阁”,建筑形式最初可能来源于印度,并带有吐蕃桑耶寺的“三样式”特征,或可定名为宝楼阁式石窟建筑.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论吐蕃时期的政治与宗教关系

吐蕃统一奴隶制地方政权的建立,为佛教传入提供了社会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佛教的传入与逐步发展,对吐蕃苯教及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全面冲击.研究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是认识藏族宗教文化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吐蕃时期赞普的婚姻与继承——吐蕃史读书札记

虽然关于吐蕃时期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因此造成在吐蕃史研究中对于一些问题不能深入进行具体的研究。比如宗法制是否存在,或者宗法制表现形态如何等。笔者以为,吐蕃时期是存在宗法制的。宗法制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制度,其实质是统治阶级中的家族内部为解决财产和权力分配的一种制度,它最核心的内容在祖先祭祀制和王位继承制方面(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尽管反映这方面的文字与实物确实很少,但我们仍然能从文献记载窥略到吐蕃宗法制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就是赞普的王位继承了。继承制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它的演变与人类婚姻形态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     

吐蕃三法考——兼论《贤愚经》传入吐蕃的时间

吐蕃王朝的<犯罪双方同审大权决断之总法>(<优巴坚法>)和<判决双方有理三方欢喜内府之法>(<两种姓法>)分别源自<贤愚经>的檀腻羁品与重姓品,制定于赤松德赞执政时期.此时<贤愚经>已传入吐蕃,有全译本或节译本出现.如果桂·法成确系藏文<贤愚经>的翻译者,他也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经进行了全面的翻译和整理.而吐蕃<扼要决断之法>当系在松赞干布时期制定.吐蕃三法时后世藏族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大相尚结赞考述——兼论吐蕃宰相制度变化的几个阶段

在唐代史料中,有许多关于吐蕃大相或宰相事迹的记录。记载较多的有吐蕃前期的大相噶·东赞(禄东赞)及论钦陵父子;中期的有尚结息、尚结赞两位大相;以及后期的大沙门钵阐布(娘·定埃增)等。考察唐蕃之间的往来关系,最为错综复杂同时也是来往最多的时期就是公元八世纪中后期,故在唐史中见于记载最多的莫过于吐蕃宰相尚结赞。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从藏文史籍中的四个称谓看吐蕃对唐太宗的认知——兼论吐蕃的中原观

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首次缔结唐蕃的联姻,被松赞干布执以"子婿"之礼。对这样一位开启唐蕃关系的重要人物,吐蕃方面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的?长期以来因吐蕃时期藏文史料缺载,我们对此问题并不清楚。但后弘期初期藏文史籍中不仅记载有唐太宗事迹,还赋予其四个耐人寻味的称谓:"经典皇帝"、"孔子小神变王"、"狮子赞普"、"观音菩萨的化身"。这些称谓明显蕴含了吐蕃时期的历史信息。文章通过对四个称谓内涵的分析讨论,对唐太宗在吐蕃人心目中的形象、吐蕃方面对唐太宗的认知和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tshar--以Ch.73.xv.frag.12和P.T.2218为中心

本文把敦煌藏文文书Ch.73.xv.frag.12和P.T.2218中关于tshar的记录和有关唐朝军队中的基层组织"队"的记载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由于敦煌地区长期存在"队"的组织,作者进一步认为tshar实际即对应于唐朝的"队",是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对原来当地的组织方式的一种借鉴.考虑到汉文史籍对吐蕃军队中的"队"的记载,吐蕃亦有可能在统治敦煌以前即已在自己的军队中设立了类似唐朝的"队"的组织.     

论吐蕃王朝的行国政治——兼论“国都逻些说”

行国政治是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最高首领及其宫帐的居止之所,亦即国家阙廷之所在,也就是举国的政治中心。文章利用唐代汉文文献、古藏文文献大事纪年及相关史料分析吐蕃政权的性质问题,进而论证行国政治之成立,具体表现为吐蕃社会逐水草无常所,政府官员扈从赞普及其大拂庐,组成一个移动迁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迁徙游牧。     

宋王朝对广西的统治与开发——兼论宋代广西民族关系

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统治政权十分虚弱,最后不得下把国都从河南迁至浙江.随宋朝政治重心南移,其经济中心也南移,从而促进江南至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随着宋王朝采取的种种措施,原来还十分落后的岭南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比较前代有了发展,社会各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壮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族之间频繁交流,相互同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下面就这些问题作粗略的探讨.     

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

文章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文章重点探讨了这一区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图像与风格的来源及其与敦煌与藏区西部同类图像的关系.     

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