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历史文书弟吴宗教源流

吐蕃历史文书 《吐蕃历史文书》,系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中的一件古藏文文书,故又题称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整理本以流散在英国和法国的两件文书拼接而成,首尾残阙,无年代标识,据推测,当书写于公元728——848年吐蕃占据河西时期。 敦煌17窟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在1907——1908年间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斯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1980年,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辑,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1983年由黄布凡、罗秉芬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附译注),这是国内出版的第‘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共收入四篇文献,前三篇(P.T.1057、P.T.127、P.T.1044)选白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     

敦煌资料和初期西藏佛教研究

一、敦煌出土的藏文资料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古写本中,除汉文以外,还包括有藏语、回鹘语、和阗语等语言资料,特别是藏语写本为数较多,数量仅次于汉文。其中A·斯坦因氏收集的写本现保存于英国印度省图书馆,据德·拉·瓦烈·普桑教授编辑,1962年出版的目录Calalog le of the Tibetan Manus crt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lnda Office Library有765件。法国P·伯希和所得部分由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计2216件,1939至1961年,由M·拉尔女士分三册静成目录l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etainsde     

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卷文的释读问题

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从我国敦煌劫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英国的这部分敦煌遗书现藏于伦敦联邦关系部图书馆。法国的部分则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中除有大量的汉文文献外,还有若干民族文字,如怯庐文(kharosthi)、回纥文和藏文的写卷。这批藏文文献都是吐蕃时期的遗物,英、法两处的合在一起多达五千卷左右。令人瞩目的是那个长达398行、卷首和第394页以下略有残缺的卷子,它虽说是用古藏文拼写的,但尚未确知是古代哪个部族的语言。英国牛津大学的托玛斯(F.w.Thomas)教授曾写出一本长达400多页的专著,把这个藏文手卷影印发表,并用拉丁字     

吐蕃藏文针灸图释

唐代是吐蕃医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以后形成藏医体系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吐蕃医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今日研究吐蕃医学,由于当时的文献留存于今日者极少,故多以唐以后的藏文史料为据,就以常用的玉脱云丹贡布的《医方四续》来说,亦非当日之真迹。自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问世之后,使我们得以一睹吐蕃医学文献原貌,从而为深入研究吐蕃医学开拓了新的前景。这类文献笔者所见有四篇,分载于法国巴黎影印本《藏文文献选集》(单页集装)(二卷的P.T.1057号,P.T.1044号,一卷的P.T.127号)及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影印件(India,office,56卷57号)。这些珍贵的文献均为文字资料,亦     

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官称二三则

文章以两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所载及吐蕃宰相官称、中央的其他官称、边境军区官员衔称以及身份等为例,与吐蕃传世文献,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以及后世藏文文献《贤者喜宴》所记载的吐蕃官称作比较研究,以之作为论断唐朝究竟对强邻吐蕃是否有充分理解之判准。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暗军考——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对于吐蕃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兵种■(暗军),学界长期以来未能给出确解。文章基于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和简牍,获得了更多关于■的古藏文书证。尤其2014-2015年《吐蕃兵制律例》的全文刊布和初步释读,更为探究■的确切内涵和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综合研究,文章认为■应系吐蕃军旅中的先锋军或奇袭军。基于相关古藏文文献,不仅可以透视■在青海、西域、中亚等地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可以管窥吐蕃王朝军政体制的若干细部和断面。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下卷)初步解读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涉及历史、宗教、法律、文学、经济、历算、占卜、谚语、译文、词典等,唯独从未发现沿革意义上军事文书。去年《中国藏学》第3期发表了2013年在拉萨最新发现的一份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写卷的部分内容,本文将介绍该写卷的余下部分,目的在于为学界提供一件较为完整,而且极有价值的吐蕃兵律史料。文章对写卷涉及的一些吐蕃兵法律例的解读仅为初步、粗浅,仅为抛砖引玉。     

有益的探索——《敦煌吐蕃文献选》简介

公元七世纪中叶,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是我国藏族历史上一个建树卓著、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奴隶制文明的王朝。对吐蕃历史的研究,是整个西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向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在运用吐蕃时期的古藏文原始资料来从事吐蕃研究方面,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最近,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蕃文献选》(汉文译注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某些不足。     

试论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文献学和历史学价值

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批历史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藏文历史文献，其卷数据统计约有5000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藏文手卷现大部分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从内容上看，这批手写本涉及范围很广，宗教、历史、法律、文学、医药、科技、社会经济等无所不包。可以说，这批文献开辟了一个新的视窗，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古代藏族更为真实和丰富的历史面貌。     

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

文章以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一件藏文写本为中心,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探讨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大般涅槃经》定名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与王尧先生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中对《大般涅槃经》的定名有所出入，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所涉及的P. T. 0543、P. T. 0548以及P. T. 4261诸敦煌残卷进行内容上的重新考证并定名，可为后续相关佛经专题研究提供准确的资料。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牛角山授记》译解

收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是研究古代于阗历史及佛教传播的重要史料。有学者经过艰苦求索,从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觅得二残片,并对其进行了翻译、考释,证明收入传世经典藏文《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早在吐蕃时期已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笔者近来在翻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时,有幸发现了《牛角山授记》敦煌抄本的结尾部分。尽管是残片,但该写卷的意义在于抄经尾题中记录了完整的经名及抄经题记,对研究牛角山的取名以及于阗历史、宗教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关于敦煌本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解读

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略本,说明在吐蕃时期,藏文《心经》的流传是广本与略本并存的,并且该文本受到汉传佛教与藏佛教的重叠影响,别具自身特色,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从某个侧面说明了9世纪敦煌地区汉、藏文化的深入交流与相互影响。     

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研究

敦煌本藏文写卷P.t.127v.1是一份六十甲子纳音表,这个内容以往藏文文献中未见提及,在现存敦煌藏文文献也仅此一件。本文首先给出该写本录文和汉译文,并据以编制了藏汉对照六十甲子纳音表。通过对其与敦煌汉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及藏历胜生周的比较,说明写本的属性、用途和编译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误将其当做特殊的六十甲子纪年表,并用于推定吐蕃历史年代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予以澄清。此藏文本系六十甲子纳音文献,其内容源于汉地。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