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水风吹绉,涟涟到岸边--"小津电影"片论

"小津电影"是日本电影史上的奇迹;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唱和的典范;也是日本电影研究中恒在的课题.以"小津电影"的代表作<晚春>和<东京物语>为对象,考查"小津电影"的风格特征.民族性与现代性表征等指标,揭示"小津电影"的发展演变与审美魅力是"片论"的直接目的.     

试论小津安二郎电影的"轴线"问题

本文讨论的是关于小津安二郎电影语言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波德维尔提出过著名的"360度空间"的说法.这篇文章考察了小津电影中轴线表现从1929年直到其晚年的状况,对波德维尔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小津的电影语言是一个从传统走向先锋,然后又从先锋回归传统的过程,并试图探寻其中的原因.     

小津安二郎庶民电影中的现代性叙事——以《我出生了，但……》为例

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我出生了,但……》是日本电影史上第一部社会现实主义作品,开启了日本电影中庶民电影这一重要类型,他聚焦日本家庭这一基本单位,将其内置于社会人伦的变迁中。影片代表性地展现了小津对现代性的凝视、再现、表意与反思。他以“社交中的权力法则”为故事核心,通过建构四层叙事空间,运用三幕剧叙事结构,完成了对现代性下日常生活世界的呈现。影片最后父子的和解,体现着其“泥中之莲”的创作哲学。这也正是小津为现代性开出的解药：“找回人类本来丰富的爱”。     

从电影到小说：论《远山淡影》的跨媒介叙事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这部小说的创作受到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人作品的影响。小津的电影大多以家庭伦理为题材,旨在揭示跨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界限的普遍的人性,这也正是石黑所渴望达成的小说创作理想。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运用了分形叙事策略,《远山淡影》中人物关系网的编织也是通过分形叙事策略来实现的。此外,石黑在小说中的悬疑设置手法也明显受到《罗生门》的影响。     

社会审美心理研究与当前电影走出困境的思考

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从社会审美心理研究入手来探索电影市场的发展规律,针对目前电影的尴尬与萎缩,意在探索电影何以低迷困惑?何以繁荣复兴用瞻前意识去解读和预测电影市场的未来走向。电影要想繁荣,首先就必须有观众,要有观众就必须要求电影无条件地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这样,就必须研究广大观众的社会审美心理,社会审美心理的变化与更迭时刻影响和制约着电影的发展。     

日常生活方式：娱乐艺术及其文化道

在娱乐媒体十分发达的今天,好莱坞电影娱乐艺术何以就构成了异域大众的生活方式并最终成为他们文化价值取向系统中重要的选择内容?当人们说中国的电影不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里,好莱坞的电影在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里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自身的困境并有效转化它者的经验?诸如此类的问题表明,我们首先必须跳出好莱坞娱乐艺术的叙事形式辨析抑或好莱坞称霸全球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文化野心批判,在生活方式、娱乐艺术和文化道路的复杂缠绕中寻找一个更为广阔的阐释背景,依托这个背景,我们也许能够对好莱坞电影的娱乐力量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文化整体视野,并从这个视野出发全面透析好莱坞娱乐艺术的方方面面。     

日本电影理论在中国——以20世纪80年代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理论论著论文在中国被译介并产生影响。电影史论方面:60年代就在中国"内部发行"的岩崎昶的《日本电影史》正式出版,电影理论家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艺术》、《沟口健二的世界》、《上海电影港口》、《中国电影百年》等文发表对中国电影的指导意义很大,山本喜久男的《日美欧比较电影史》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电影研究的成功尝试具有普遍意义。电影导演方面:山本萨夫的《电影制作的实际》对刚进入电影学院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山田洋次的《素材与剧本》指出导演和编剧一样需要有源于生活的创作"冲动",大岛渚的《日本电影的形势和主题》对画面以及蒙太奇的强调给人启发。在电影编剧方面:田板启在中国所做的系列讲座提出电影观念问题,新藤兼人的《电影剧作中的改编》讲述如何将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脚本,野田高梧的《电影剧作结构论》中谈到"事实"和"真实"的区别很有见地。在表演艺术方面:山田五十铃的《演员的直觉与训练》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浓厚的职业敏感与职业兴趣,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模仿对象。对于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电影来说,这些电影论著论文往往以自己的电影实践为例证,真正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     

浅析动漫英雄主义

动漫英雄们在动漫、电影、手办、周边等等载体中广泛存在,这股英雄热似乎在短时间内不会降温。那么到底动漫英雄主义的源头在哪里．他们何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呢？本文将对此进行简单的分析。     

信息、功能与意向性——论德莱斯基自然主义的意向性理论

作为一个自然主义的意向实在论者,德莱斯基(Dretske)在他多年的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意向性(intentionality)作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即将心理表象的意向性还原到非心理的或(广义的)物理的层次。这种解释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表象内容(representational content)与错误表象(mis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一种自然主义的意向性理论必须一方面能够说明一个表象何以能够表象某物并何以能够以其特定的方式表象某物(这是表象内容的两个方面:指称reference与意义meaning)。另一方面能够说明一个表象何以能够错误地表象某物(这是意向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表象内容和错误表象是解决意向性问题的两个维度。     

论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的发展

电影是目前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影视作品不仅能够给人以视听享受,还能充分提高群众的文化道德素质。本文对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的发展状况进行阐述,分析目前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分析了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发展的趋势,希望本文能够对农村流动数字电影的放映有所帮助,     

重拾孔子“儒学”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对“仁学”思想的审视

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中"世俗哲学"层次上的安身立命观念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人的"安身立命"也普遍得到解决。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道德失落、信仰破灭、人性扭曲、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现象。因此,重新理解孔子的"儒学"思想——"仁"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对于解决现时代人的精神危机——"人不知为何活着"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严肃”的“诚实”——罗蒂、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差异视角

在《托洛斯基与野兰花》中,对哲学的＂使命＂或＂任务＂这一问题罗蒂无法作出回答。在《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提出为自由而牺牲道德是一个合理的代价。论题从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展开,然后从施米特的视角思考,通过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阅读来理解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突显道德的＂严肃性＂。最后,重新提出＂为什么要哲学＂这一问题,对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提出质疑,对罗马人施米特保持警惕。     

论刘少奇的“家”思想

通过重温刘少奇领导新四军开创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光辉业绩，全面分析了他的“家”（亦即根据地）思想，即：为什么要建立“家”，怎样建立“家”以及如何管理“家”。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华中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有效的巩固和发展。     

“敬鬼神而远之”——兼论儒家对鬼神问题的解决策略

＂敬鬼神而远之＂代表传统儒家处理鬼神问题的基本倾向。文章对＂敬鬼神而远之＂何以可能的追问建立在儒家自身思想视域之上,并非与西方宗教概念中人神关系比照后产生质疑之回答。文章立足于《论语》文本呈现的鬼神意义,以此为根据讨论何以敬、何以远,以及既敬又远的鬼神关系何以成立。通过剖析,我们认为,《论语》中的孔子对鬼神＂敬＂与＂远＂之间张力的处理,构成了儒家对鬼神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     

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念探究

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念是指导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思想,是中国和平外交理念在公共外交领域的体现。与中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公共外交理念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民间外交的＂和平共处＂理念发展到改革开放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再发展到进入新世纪以来指导＂全面公共外交＂的＂和谐世界＂理念。在嬗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为核心的秉承＂以人为本＂、倡导＂和谐共赢＂的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念。     

“中道一心”抑或“一心中道”——论永明延寿的“一心”与中道思想的关系

永明延寿的佛教思想体系是以＂一心＂为核心的,而延寿的＂一心＂与中道思想又紧密交涉在一起。本文探讨延寿＂一心＂与中道思想的关系问题。在延寿思想体系之中,＂一心中道＂是延寿对其中道思想总的特征的概括性表述;另一方面,＂中道一心＂是延寿对作为万法本体的＂一心＂之本性的诠释。＂一心中道＂与＂中道一心＂在延寿思想体系中都是成立的。     

“流言”:“寻找上海”的另一种可能——再读王安忆《长恨歌》

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为我们描述了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漫游在城市与时代边缘的故事。王安忆之所以要写作这个故事是为了寻找上海的历史。而"寻找上海"的动因则是来自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中高涨的"市民自信心"和涌动的"怀旧热潮"。王安忆这种利用"流言"去构筑上海历史的方式无疑是对张爱玲式的醉心日常生活书写的延续。但这种构筑上海史的方式却存在着"去本真性"的问题,导致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遭到忽视与掩埋。     

也论哈姆雷特的延宕

哈姆雷特的延宕是莎学界的一个老话题。这一公案中有几个历代学者都关注的焦点,如鬼魂诉说后哈姆雷特为何没立即复仇?"戏中戏"之后哈姆雷特为何没趁克劳狄斯忏悔时复仇?哈姆雷特是否性格忧郁等等。结合着戏剧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剧情的内在发展逻辑对这些焦点进行分析,便会发现,哈姆雷特不仅未曾延宕,而且他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勇敢和敢于冒险的精神。     

彻底抛弃《西游记》研究中的“疑古”——“轻古”模式——简议国内外学者《西游记》定稿人研究

“五四”以来,《西游记》研究失误的方法论原因,首先在于“五四”后盛行的“疑古”思潮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易》理”、“丹学”和道教等不求甚解（即“轻古”）乃至一概否定的研究模式。作为一位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没有读懂第一回对《西游记》最终定稿人阎希言真实身份的所有隐喻暗示,“《易》理”难倒了日本的“中国通”。由于对“丹学《易》理”和《道藏》等典籍的熟悉程度不够,所依托的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习惯与中国“丹学《易》理”要求的八卦象征、《易经》用典等思维习惯大不相同,所以,美国学者蒲安迪对《西游记》第一回中一些关键性“密码”的破译就不到位,也未能破译阎希言。国内外华裔《西游记》研究者难以破译的首要原因,则在于专业视野太狭窄,不太了解茅山明代道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