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

“智性直观”概念在欧洲大陆理性派那里有其思想来源,康德对该概念的提升和改造在于使之与数学直观割断联系,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一是我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一种撇开感官直接直观自在之物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直接给出对象的能力,三是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所模仿的“原型”的能力,所有这些含义都只是一种逻辑上不矛盾、事实上对于人来说却不可能的假设。康德的智性直观对德国哲学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作用。     

冯友兰“负的方法”新探

冯友兰先生对"负的方法"的模糊阐释,导致了学界争议:"负的方法"若是中国哲学的直觉法,则无法与新理学中"正的方法"相协调;"负的方法"若是一种逻辑分析法,则难以说明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这一两难争议的消解有赖于三个问题的澄清:其一,"负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方法?其二,它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是何关系?其三,它是如何言说"不可说"的?经考察,"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它的中国哲学来源并非是强调个人体认的直觉法,而是禅宗中注重语言分析的破执法。在言说"不可说"时,它以逻辑分析的否定命题呈现此"不可说"的"边界",以"边界"间接地表显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     

冯友兰对中西哲学差异之分析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注重以理性的态度解释世界,以信神的态度看待人生.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侧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宇宙与人生本质.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超越精神的不同;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宇宙态度的不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     

论康德直观理论的三个层次

康德的直观理论是由感性直观、想像力的直观、理智直观所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层次性的系统。其中,想像力的直观可再区分为"自发的直观"和"自由的直观",前者是想像力在认识领域中的运用,后者是想像力在审美领域中的运用。将想像力作为一种直观能力来对待,这既为康德的"想像力难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也为康德直观理论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动力。     

“直观”的不同意涵及效应——从塞拉斯和麦克道尔对康德的解读来看

不同于布兰顿的理性主义路线,塞拉斯和麦克道尔试图保留并重塑经验主义的遗产,即在抛弃直接“所予”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知识的经验基础。但塞拉斯和麦克道尔的经验主义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理论方案,因为他们对经验基础的理解存在着关键分歧,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们对康德的解读和对直观的理解上。塞拉斯认为直观必须和感觉印象明确区分开来,概念运作必须止步于直观,无法进一步向前延伸至感觉印象。而麦克道尔则认为,概念能力的自发性运作可以在直观中越过塞拉斯式的感觉印象,更远地延伸至世界本身。这些分歧不但隐含着匹兹堡学派内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推进线索,还从根本上导致了“人在世界中”和“将世界纳入视野”这两幅极为不同的经验主义图景。     

邓小平理论与“负的方法”

"负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法,即从侧面阐明客体的某些性质的思维方法.邓小平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不同角度运用了一系列否定判断来表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二是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三是表现在表达形式的文体风格特征上.     

论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兼评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与创新

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可以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20—40年代,冯友兰曾经反对过、但转而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50—60年代,冯友兰半被迫、半自觉、半主动地接受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以后,晚年冯友兰理性地逐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运用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种种误读和曲解,但也有不少的创新,而正是这种创新,使得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走在前列,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     

“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1)

康德之后,“智性直观”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哲学被理解为对绝对之物的智性直观。费希特在康德赋予“智性直观” 的第二个含义上发展了这个概念,并把智性直观的对象“自我” 当作他哲学的出发点;谢林继续将“智性直观” 理解为一种把握绝对本原的行为,并且同时展开了“智性直观” 的“美感直观” 含义。虽然黑格尔后来遏制了“智性直观” 的这个发展趋势,批评它是一种“空洞的可能性”,但他也提出“真正的智性直观”,即对绝对精神本身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脉络的纵向的、历史的把握,因此仍然属于“智性直观”的倡导者之列。     

试论诗与哲学的关系——以冯友兰的哲学观为例

冯友兰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并标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是哲学的两种方法,强调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是运用负的方法,特别重视直觉体悟,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他对诗进行详细的区分和论述,构建起他对诗与哲学关系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他的哲学旨在关注人的价值、意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试图更好地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有其深刻的现实价值和哲学意蕴。     

冯友兰的哲学信念与反思

“阐旧邦以唯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融入了自己人生体验的哲学信念,冯友兰经历了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批判与反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思和创获,一代哲人具有不凡经历及其心路历程。     

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方法的阐释与运用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哲学也在进行着痛苦而又意义深远的蜕变,而促成这一蜕变的工具就是自西方引入的现代化成果--科学和逻辑方法,当时的哲学家都纷纷利用这一工具,致力于重释中国哲学和重构哲学体系的工作.冯友兰无疑是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化形态的一个成功个案,这个成功离不开他的哲学方法论,是冯友兰在学习现代方法(特别是逻辑分析方法)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诸多哲学家建构形上学的合理因素,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形成的.     

冯友兰境界说中的“道德行为”辨析

冯友兰认为,道德行为必以“觉解”为基础,知识对于境界的保持是必须的。自然境界中的道德行为是自发的,而天地境界中的道德行为则是自觉的。最高的天地境界必经过理性的过程始能达到,真正的道德行为也必经过理性的过程才能保持。     

试议智性直观、智的直觉、及"本觉"的存在格义问题

康德的存在论题在否定性上切近了存在论差异,在肯定性上暴露了主体性哲学的本质性困难,这集中体现在其关于本源追问的智性直观问题上。牟宗三非对象性、道德性、肯定性、实体性的智的直觉,根本上是基于中国传统体用逻辑论证性的,而非现代现象学解释学的,还不能解决康德的存在困境。而《大乘起信论》的本觉由于其在自性之超越性上开显了某种现代解释学的本源维度,则可能重新解释孔子畏知天命的存在之知的本真意义。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略论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及其限度性——兼评《关于办理侵权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价值趋向界定的科学与合理。就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价值选择而言,首先从利益平衡分析,应在维护创作者合法垄断利益原则的前提下,兼之以公共利益协调;其次就保护战略的选择而言,保护程度的强、弱直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相联系。文章随后考察了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现状并以价值选择作为视角切入对《解释》进行理性审视与反思,据此提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几点设想一是提倡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二是建立以罚金刑为主、自由刑为辅的刑种体系;三是设立新的资格刑;四是修改罚金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