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清末立宪中的民族因素

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其在政治制度上的独特安排,使得民族问题成为清末立宪必须面对的一个政治难题。满洲贵族作为清王朝的统治者,是整个立宪运动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立宪本身又触及他们自身的特权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清末立宪本身;清末立宪中的平满汉畛域,不仅仅是一个族群平等问题,而且关涉整个宪政改革的内在悖论;清末边疆地区的宪政改革,也是对原有多民族政治秩序的一种重新整理。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清末民初报刊影响力新论

早期报刊在传统中国的统治者眼中一直是搅局者的角色,新闻史上“报案”“报禁”不断,这一现象到清末民初开始改观。报刊如何建构自身的影响力,这是本文尝试着回答的核心问题。“文人论政”是后代学人从报界先驱身上提炼出来的特质,有其合理性,但存在简化、夸大的倾向,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考量他们的办报活动。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被迫转型,为报刊发展创造条件：一是报刊形成新的舆论空间,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自我赋权”;二是传统社会解体,士绅向城市迁移,知识分子得以更自由地流动,由此形成的城市化也间接带动报界发展;三是白话报刊加速新思想的传播,加快社会变革进程。社会转型不仅是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的转换,还包括深层的意识形态更替。报刊积极参与这一过程,自身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廷内忧外患,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指导性减弱;二是严峻现实让国人放弃中国制度最优的信念,开始从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过渡;三是报刊不断提供新的思想内容,参与新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建构,获得更多话语权,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被更多的人认同、接受,报刊的影响力也逐渐建构起来。     

清末立宪两种宪政模式的比较——英国模式与德日模式

英国宪政模式和德日宪政模式代表着宪政建构中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因而在实际的政治设计上各有特点和分歧。清末立宪中,政府立宪派和在野立宪派都主张立宪,但是基于晚清的阶级、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在野立宪派主张走英国模式,而政府立宪派则倾心于德日模式。比较而言,德日模式相对保守,英国模式相对开放与激进,但是在晚清国家能力不足,制度构建乏力,而民众政治参与过度的情况下,二者都不能挽救清末危局。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清末立宪思潮

清末立宪思潮是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关于立宪,清末思想界作了多方探讨, 其中包括宪政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宪政诸要素的基本内涵、实行宪政的程序步骤等等。清末立宪思潮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跨越;它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     

论中国近代报刊舆论的社会动员力

在近代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动荡中,报刊媒介在政治缝隙中存在着较多的发展空间,更容易在公共领域形成有力量的话语权,报刊舆论起到了政治动员,吸引同盟军,扩大社会基础的作用,并转化成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进而推动着中国跳跃式地跨过了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才能完成的近代化历程。     

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对清末君主立宪主义的一个省察

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 ,虽然被辛亥革命所切断 ,但它既是中国君主立宪主义的终点 ,也是中国整个立宪主义的起点。这场运动 ,其实可分析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两条线索 ,其背后所依据的是两种颇不相同的立宪理论 ,但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情势之下 ,在政治文化的传统语境之中 ,二者之间却有着一种共同的逻辑 ,而这其实又在迄今为止我国立宪主义的全部展开过程中 ,投下了深长的暗影。     

粤汉铁路与晚清湖南政治变迁

晚清时期,粤汉铁路作为近代湖南最大的实业,在其建设过程中,湖南省内各种政治势力如以湖南巡抚为代表的官方势力以及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都曾深度介入其中,试图使粤汉铁路湖南段的建设能够沿着各自政治力量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湖南新政是湘省铁路事业的最初原动力,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打破了近代湖南的保守风气,铁路等实业受到了湖南绅商的重视并借粤汉铁路筹建之机,积极延路入湘,为湖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远的基础。粤汉铁路定线湖南后,围绕着粤汉铁路的建设,湘省官、绅、商等各方势力均积极介入,他们既斗争又合作,由此对粤汉铁路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末立宪团体与革命团体之比较

从政党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对清末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就社会基础而论,两类政治团体联合起了除农民之外的中国社会所有反封建力量,因而具有一致性;就政治纲领而论,双方尽管有分歧,但在“兴民权”这一关键点上具有近似性;就组织结构而论,双方在民主程度和领导体制上存在差别;就活动方式而论,双方存在重大差别。一致性和近似性决定了两类团体都以现代政党为发展目标;差异性决定了两类政治团体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党模式。     

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

晚清社会风尚发生了从"淳厚"到"浇漓"、从"扬"到"洋"再到"新"的变迁.究其原因,一方面它是历代中晚期因商品经济发展、人们僭礼逾制现象的继续;另一方面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新旧杂陈,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地域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民国以后社会风尚的变迁而继续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风貌不断趋新.     

资政院与清末的制宪活动

清末设立的资政院是清政府在仿行宪政过程中设立的一个重要的立法机关。虽然资政院院章 规定该院没有制宪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资政院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由于清廷不断发布上谕而逐渐 获得了制宪权,参与了清末三部宪法文件的制订,从而成为清末最重要的制宪机关。     

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

近代中国人在什么条件下对西方的立宪制度产生了兴趣呢?尤其是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大国来说,能主动走出国门,考察东西洋的宪政制度,是一件大事。"五大臣出洋"正式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当时的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一轰动事件的呢?体认其时代背景,明察时人、时论对宪政的认识,详细探究时评的舆论导向,自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末的立宪活动。     

《钦定宪法大纲》:清末宪政观的制度载体

《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距今已整整百年,由于其本身的结构和内容特点,该《大纲》从颁布之日起就为人所诟病,认为它与宪政的基本精神相连背。其实,由于中国宪法的外发性特征,致使清末的立宪运动着眼于救亡图存的实用价值,《钦定宪法大纲》所体现出来的对公权力的规范和对私权利的保障的宪政精神就只能是“最弱意义”上的。即便如此,作为清末宪政观制度载体的《钦定宪法大纲》,在其颁行后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如“议政”机构的设置、责任政府的组织、司法独立观念的制度化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此也形成了我们今天宪政法制建设不可轻忽的重要的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