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基础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除行政赔偿案件外，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是现实中大量非规范“隐性调解”的存在，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而且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建立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基础，本位通过对此进行分析，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提供正当性支撑。     

我论行政诉讼中调解的有限使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环境下，建立完备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当前司法面临的必然选择。顺应时代潮流，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和行政法治创新的重要方面，作为合意式解决行政争议、化解官民矛盾的新机制，我国行政诉讼中应当建立有限调解制度。文章分析了行政诉讼调解案件使用的原则、调解的条件，并对行政诉讼调解有限适用的制度构建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设计。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赔偿范围关系之分析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划定了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范围,行政赔偿范围既包括国家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也包括国家对上述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赔偿范围之间关系具有一定关系,研究二者关系对研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行政赔偿有重要意义。     

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是指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程度或者深度,它体现了法院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与制约的力度和程度,实质上是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分配。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确立灵活的审查标准;确立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确立合法性审查标准。     

质疑用行政诉讼处理善意取得

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有法可依的问题可以通过完善立法来解决,而有法不依将严重破坏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时,应通过民事诉讼而不是行政诉讼的方式处理.因为行政诉讼无法解决房屋权属争议.行政诉讼的审理对象是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和职权等方面,而不是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更不是审查有关原告的事实,行政诉讼无权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财产归属这一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做出认定.     

浅谈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发生效力的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为。本文浅析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论我国离婚标准的不足

一、我国离婚标准在实践中的不足及其表现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它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我国《婚姻法》通过常见性的四类离婚情形举例作为判断夫妻感情破裂的客观标准,然后又以“其它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情形”兜底条款力求穷尽前四项列举之不全。这表明我国法律不仅考虑感情破裂的因素还考虑婚姻无法存续实现的其他因素,在立法层面努力求达到全面。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条却有着诸多问题,包括法定标准难以量化以及法律规定不明晰,取证难,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     

行诉法修订：应回应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这部被称为＂民告官＂的法律规定了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实施以来,在解决行政争议,推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行政诉讼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也日渐突出。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反映强烈。     

扣下工资做奖金年底不发吃官司

[评析]对于这起因企业变相扣除员工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没有查清事实，没有抓住争议的本质。该公司和仲裁委员会都认为，从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作为期薪是公司工资管理制度规定的，而这一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而在本案中，该公司的工资管理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历史回顾与发展完善

自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的讨论就不绝于耳.是否拓展受案范围是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对于受案范围的讨论,是有利于建立一种人民法院对政府的所有行政行为都可以进行审查的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更是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     

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行政案件也变得日益复杂化。从理论与实践以及行政诉讼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来看,行政主体的哪些行为可诉仍有诸多不明之处,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也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距甚远。针对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路,明确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性质,做出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建议,以适应当代世界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

近些年,中国民众在解决行政纠纷时往往会选择信访,而不进行诉讼。对此现象,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信访现象"根本就是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行政诉讼问题过多,效果不如信访。另一种则认为清代的法律文化与1978年以前的新中国历史使当代中国人具有"厌讼"或"信人治不信法治"的历史传统,或叫"路径依赖"。本文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与现存的证据存在很大出入:首先,信访的效果比诉讼差得多,很少会解决信访者的问题。其次,传统中国社会——尤其在清代和民国——并不很厌讼。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可能:中国民众不选择行政诉讼是因为对这种诉讼的程序感到陌生和排斥。不论古今,中国民众都似乎偏向冲突性较低、法官主导功能较强的诉讼程序和审理方式,而现代的行政诉讼制度因为不允许调解,也许显得过于生硬、冲突性过强,因而使访民产生排斥心理。     

Problems and Solution for Criminal and Attached Civil Procedure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Cases According to

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存在“合适成年人”无法作为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以维护有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时将被告人赔偿与否作为量刑情节而造成对被告人不公、适用“简易程序”时法官施压调解而干预阻碍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审判人员能否兼备审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专业素养等问题。为了在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优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控制其缺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司法解释应规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部分标的金额较大的情形、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情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审级不一致的情形、案件审理时间较长的情形。     

论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对复议机关的行政诉讼地位采取了二元区分的做法,这在很大程度上虚化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复议机关诉讼地位的确定取决于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从行政复议制度发展趋向看,不将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是较恰当的制度选择。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析——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存在“合适成年人”无法作为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以维护有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时将被告人赔偿与否作为量刑情节而造成对被告人不公、适用“简易程序”时法官施压调解而干预阻碍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审判人员能否兼备审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专业素养等问题。为了在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优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控制其缺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司法解释应规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部分标的金额较大的情形、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情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审级不一致的情形、案件审理时间较长的情形。     

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构建——以强制调解为切入点

新《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民事调解制度,而且"专条"规定了现行调解制度,在有效地与《人民调解法》相衔接的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立法衔接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这种原则性的规定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概括,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文章界定了先行调解制度的内涵、指明该制度的立法缺陷,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完善构想.     

浅析行政诉讼中和解和调解的正当性

调解和和解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但其必须仅限于特定的行政诉讼案件。同时针对适用调解、和解程序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均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致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与救济。基于此,本文将具体论述一下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弊端以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必要性,期望能对今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作用。     

先行调解制度的程序构建

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新增加了先行调解制度,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是由于此次修订对该制度的细节问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该制度应如何适应的问题各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对该制度如何适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在以后适用该制度时可以提出一点可行性的建议。     

论如何完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理论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十多年来，行政诉讼法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侵害，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另一方面“民告官难”、“行政审判难”，至今仍大量存在。造成这种情况。除了公民、行政机关法制观念不强以及法院本身执法力度不够外，现行有关行政诉讼被告理论研究的滞后。被告确认规则缺陷的大量出现，导致实体法上的规定不能适应法律实践的需要，相对人权益受行政权侵害，不知诉谁，得不到救济。本文提出如下观点，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