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中原作家群新论

中原作家群是一个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庞大创作群体,大致包括两类作家,一类是坚守在河南本土的作家,一类是生活、工作在外地的河南籍作家。中原文化氤氲了河南人特有的性格特征,而中原作家群在文学创作中则形成了关注现实、尊重历史、注重对价值和意义追求的基调,在题材上则以对苦难的抗争和对造成这种苦难的中原文化的反思为基本内容,在表现上则以厚重而风格多样为基本特点。     

沈从文与都德的超时空文学对话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再一次出现了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新高潮,其中,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对中国本土作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表现在摹拟与戏仿、散文诗化的写作方式,以及地域化写作三个方面。此外,两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诸多不谋而合对在世界文化语境中解读沈从文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作家苦闷期创作特点及文学治疗的途径

文学在非理性、理性和超理性三个层面上分别对应了人在感情上宣泄负性情感、回归社会秩序和审美的三种本质需求。文学创作在这三个方面满足了中国现代不同气质、不同苦闷形态的作家的需要。客观上都起到了引导作家脱离苦闷心态的作用 ,避免了苦闷对他们身心健康的危害 ,对作家的非常态心理起到了修复、疗救的效果     

历史大潮中作家主观态度与创作的关系

时代和社会对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作家的主观态度对文学创作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年代 ,郭沫若选择随波逐流 ,文学创作紧跟形势 ,粗制滥造 ,乏善可陈 ;沈从文选择退出文坛 ,以潜在写作为后世留下珍贵文学遗产 ;老舍选择求真务实 ,坚持文学自身规律 ,文学创作成绩卓著。在 2 1世纪新形势下 ,作家的主观态度尤为重要。     

张爱玲的乱世创伤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章根据＂刺激—回应＂的理论模式,解析张爱玲的乱世创伤的缘由,以及这一乱世创伤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与表现。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弥漫着郁郁苍苍的乱世之感,这种乱世之感主要来自于作家切实的战争体验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创伤记忆的展现。具体表现在：一是两种截然迥异的文学风格即沉重与闲适;二是通过对婚姻和家的渴求的热衷,刻画市民阶层的精神惶恐。     

试论李辉英在香港的近作

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中的李辉英,到香港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本文试从近年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名流》及其在香港一些报刊上发表的部分短篇小说,探索一下李辉英在香港近期作品的创作特色。面对现实的老作家几年前,李辉英对一位访问他的记者谈到小说的社会作用时说:     

生活真与艺术美——谈文学创作的超越和回归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反映决不是生活的复制和照像。由客观客体到精神客体,即由生活真到艺术美,还必须经过作家主体的艺术加工和创造。从审美角度说,文学创作在反映生活时,是对生活之真、科学之真的超越;是作家在生活之真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和发挥作家主体的能动作用,运用情感逻辑对生活之真在更高层次上的超越。 超越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奠基之作与巅峰之作——谈徐刚的生态文学创作

徐刚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生态文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作家,其创作特点、创作成就及创作影响主要体现在1988年发表的《伐木者,醒来!》和1997年出版的《守望家园》上。前者作为"奠基之作"开启了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之门,后者作为"巅峰之作"不仅代表着其个人生态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内整个生态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聚焦文学:《新青年》中浙江作家群凸现的意义

探讨《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从文学性视角切入至关重要。《新青年》中以周氏兄弟领衔的浙江作家群体阵容壮观,在各个文学领域都有开拓者之功,这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示《新青年》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拓、创造意义。     

青春、历史与诗意的追寻和质询——王蒙与米兰·昆德拉比较研究

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以及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认同性危机的理论,对中国作家王蒙(1934—)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位作家都是在50年代初期,以独立思考的姿态,直面现实,叩问青春,写出风格独特的作品。其后,在青春困惑和认同性危机的缠绕下,两位作家分别对青春—革命—抒情诗—爱情等相互关联的一组人生重要命题加以大规模的书写和质询,却引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在艺术风格上,王蒙的诗情近似于"主观诗人",自我色彩较浓,昆德拉的诗情则是那种"客观诗人"式的,隐藏更深,底蕴也更深。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云南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20世纪70至90年代,云南儿童文学创作成就斐然,作家们以充满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红土地为抒写对象,以骄人的成就构筑了云南儿童文学“生态群落”,受到了全国儿童文学界的盛赞。     

刘宋文学研究评述

对刘宋文学现代意义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前后,由于文学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发展,学者对刘宋文学的关注由诗文扩展到小说等多种文体,由文人作品转向民间作品等多个层面。其后关注研究的学者增多,至21世纪前后,研究达到了高潮。刘宋文学研究的特点体现在,文献的蒐集与文学研究互相推动,形成了刘宋文学研究的繁荣;研究不均衡,就作家而言,选题过于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对次要作家关注不够,而就文体而言,刘宋作家及诗文、小说作品现存较多,现有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尚无学者对刘宋文学进行整体的把握与研究。     

果戈理与俄罗斯文学

果戈理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的作家和戏剧家,他的创作对整个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果戈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讽刺手法等,为俄国作家所接受和继承,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后来的左琴科、布尔加科夫、纳博科夫等。     

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之比较研究

蒲松龄是清代杰出的小说家、诗人,其《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爱伦.坡是19世纪初美国的一位小说家、诗人,是美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奠基者。两位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作家,在身世遭际与小说创作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身世遭际方面,两位作家生前皆落寞孤独,身后却名声远播;在小说创作领域,两人都表现出对神秘恐怖题材的偏嗜,且在表现手法上极其相似。     

论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写作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女性写作投身社会运动的时代 ,女性意识的变异使得女作家遮蔽或忽略自身独特的体认而竭力达到一种不分性别的认识高度。导致这种主体意识变化的原因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 ,也有创作主体自身的因素。诸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社会意识、政治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新支点 ,为女性意识注入新的质素 ,从而使文学创作风貌产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是群体性的 ,即整个女性写作都表现出一种对男性趋向的认同     

文学治疗作用的理论探讨

本文从文学治疗的心理学依据、美学依据、文学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的现实性、预见性以及文学治疗实现途径等理论探讨中,提出了文学的治疗作用应是文学的第四功能的观点,以期给当代作家提供历史借鉴,并呼吁进入文学理论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