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与《第四才子书》

金圣叹生当明末清初,那正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到了极点的时代。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只以教书、批书度日。他批过许多书,而他最重视的是所谓六才子书,它们依次为《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后两种是全部完成了的,影响很大;其余四种没有完成。《杜诗》据说解了大半(现存一百七十余首),他就因所谓“哭庙案”为清廷杀害了。本文仅就他的《杜诗解》谈谈自己的浅见。     

对美国文学经典的再审视

美国文学从诞生至今虽然仅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却有一大批经典作品相继问世,它们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劳伦斯注重对美国文学经典深层次内涵的挖掘,多角度审视美国文学经典;多诺霍则结合美国的内外政策,对美国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劳伦斯与多诺霍对美国文学经典的再审视,均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亦是基于这些独特的视角,才有了对美国文学经典的特殊解读。     

"非庄子当如是解" ——明遗民借解《庄子》以自摅其意

在《庄子》诠释史上,"六经注我"这一诠释理路至明遗民而臻于极致,他们借《庄子》以抒发自己的遗民情怀.觉浪道盛创"托孤说"以表达自己对故君故国的情感,方以智继续发扬此说,以期发扬儒家的忠孝思想.钱澄之谓"内篇凡七,而统于游",通过对"游"的阐释而表明自己的出处和态度.傅山则"以大鹏自勉",彰显自己的独立气节.明遗民对《庄子》的误读却增强了其自身的主体意识,从而赋予古老的经典以现代活力.就此说来,"六经注我"虽然有穿凿乃至背离经典的过失,但也不无"再造文明"的功效,是可以与"我注六经"并行的.     

叶适《习学记言》对《管子》的解读

<管子>研究进入两宋后,对其文本进行深入、细腻的诠释、解读已成为时代风尚.叶适的<习学记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以唐虞三代之道"惟管仲知之"为出发点,对<管子>一书的思想真伪作了全面深刻的解析、评判.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的经典论断.此外,他在解读<管子>时还联系南宋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关注.     

论“道可道非常道”六字的断句

解读经典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对《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六字的解读为例，提出在解读经典时应该联系上下文，准确认识文意，以避免出现对经典的曲解、误解。     

作为唯物史观“导论”的“经典表述”

学术界通常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解读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或解释框架。然而,这种解读必然要面临"经典表述"的"应用"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外部演绎模式。重新审视"经典表述"与唯物史观整体的关系,呈现新的理解:首先,"经典表述"本身内含实证化要求,必须借助经验实证方法及具体分析通达为历史研究实践本身;再者,"经典表述"更多的指向未来,唯物史观"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许多领域有待开辟,"经典表述"在未来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中起到"导论"的作用。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不容否定——与沈怀兴先生商榷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是理解六种语言学的前提。本文针对有的学者对索绪尔"系统"理论的一些误读,从"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等几方面对"系统"说进行探讨,并重申"任意性"是符号的基本属性,期于能够对经典理论进行正确解读。     

金圣叹对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贡献--评金批《水浒》的特点

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突出之点即是"腰斩<水浒>".金圣叹继承了明代李黄的批评传统,把通俗性小说、戏剧与高雅的诗文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小说、戏剧比诗文具有更高价值.他还提出了"因文运事"、…三境'说"、"个性化"、"澄怀格物"与"因缘生法"等小说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之“典雅”论

刘勰对文学作品的"典雅"特征很重视,当前学界多认为"典雅"与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相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却有一层更重要的内涵被忽略了,即"典雅"是"六义"的体现."典雅"不只限于对儒家思想内容的学习,也不是要学习经典质朴的文风,最主要的是要学习经典的创作原则,即文有"六义",概而言之,是做到"文质彬彬",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小说研究的“解域化”——评余岱宗新著《小说文本审美差异性研究》

余岱宗新著《小说文本审美差异性研究》在对一系列西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度解读中,阐发了自己对小说研究的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小说文体观、美学观及批评方法论。一"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建立在瓦解了某种文体特征的基础上。"1在余岱宗先生看来,经典之所以被甄选为经典,意义正在于它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消解和颠覆,对叙事资源及美学可能性的开拓。     

花影随月乾坤数——亚审美化思潮下解读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论依据

亚审美化思潮对经典文学作品解读的影响,导致人们理解作品与作品的"原有"价值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差异、分歧、矛盾和背离.其实文学作品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价值或意义,文学作品的价值其实就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解读中所获得的.解释学在进行"文本"解释时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时间间距、语言间距,这正是产生解读新义的理论依据.包涵亚审美化的解读在内,都是对文学作品整体意义的丰富和发展.     

理学的另类解读——析汤用彤《理学谵言》

汤用彤的学术贡献并不直接体现在人们所讨论的经典解释上。将他纳入讨论的视野,是因为他对经典解释史的研究起了特别的作用。文章通过剖析他早期对理学解读的一篇长文《理学谵言》,分析他对朱子、阳明学说的独特关注,阐发他对经典及解释的特殊看法以及他所实践的独特解释方式。他既不采用传统考据训诂方式,逐字逐句地对阳明、朱子的经典作完整及系统的注解,又不采用纯粹玄远义理的理论建构方式,发挥阳明、朱子的思想。他是针对自己忧心的问题,从自己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以及对阳明、朱子学说能救心、救德、治时弊的信念,来呈现阳明及朱子经典中的某种特殊"意义"。但实际上,汤用彤对经典的这种带有文化保守情怀、同时要求"安"、"实"的解读方式,在他后来的学术历程中,也没能坚持到底。     

西方现代逻辑研究动态（笔谈）——西方道义逻辑的形式化研究

一、西方道义逻辑的形式化研究现状 道义逻辑是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上研究含有道义模态词"义务"、"允许"和"禁止"等模态词的一种广义模态逻辑的命题形式和推理规律的逻辑.因此,它和法学、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模态逻辑理论的日益成熟,这也给道义逻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技术和方法,使得道义逻辑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越来越趋向多样化.目前,道义逻辑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形式化,用这种方法解决各类义务冲突问题,并在道义逻辑的经典系统CDL和标准系统SDL的基础上,通过构造各种各样的道义逻辑的形式系统,使它能够较理想地处理各种各样的道义悖论.本文将西方道义逻辑形式化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从“不皆手著”到“耻一字不出己手”论汉魏子书的发展过程

汉魏子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均衡的,每个阶段的子书都有其主要特征,它们在汉魏子书的成熟与定型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只有认识与了解汉魏子书在其发展阶段的特征与作用,把握汉魏子书发展的规律,才能给每部子书准确定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汉魏子书。     

金圣叹贯华堂本《水浒传》考评

与评价《水浒传》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金圣叹.自金圣叹死后三百余年来,对他的评价一直是有分歧的.1975年,“四人帮”借评论《水浒》大搞政治阴谋之际,《学习与批判》刊登了罗思鼎的一篇文章,题为,《三百年来一桩公案》.该文挥舞“定案唯我”的棍子,彻底否定了金圣叹和他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并且对一切不同意见冠之以“刮起为金圣叹翻案的妖风”的罪名,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以实行“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现在,关于金圣叹的这桩“公案”还没有了结.我们认为,金圣叹及其七十回本《水浒传》不应全盘否定.金圣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既有功,也有过.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评价,给金圣叹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金圣叹“腰斩《水浒》”是他的功绩

过去胡适攻击金圣叹是为反对农民起义而批改《水浒》。其实,金圣叹评《水浒》首先是为了宣传它的进步内容。 原本《水浒》对任何一个英雄人物都没有写好,而且还歪曲了他们,如鲁达、武松的出家圆寂,就不是英雄人物合乎逻辑的归宿。经过金圣叹的删改,对这些英雄形象进行净化与加工美化,《水浒》才真正成了“旨在反抗政府”的书。     

道学谱系下的张横渠"气"论研究

本文认为,被看作道学家的横渠,其学说只有在道学的语境下加以解读,才是合理的解读.横渠"气"学的要义不在于建立一种"气"的本体论,而在于与之相关的工夫论.就工夫论而言,横渠最大的贡献是从"气质之性"的角度来讨论"气"的问题,从而将人的气禀问题引进到道学的视野之中.     

金圣叹“三境”论

金圣叹的"三境"论将传统诗学中境界范畴引入小说美学,孕育出新意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三境"论之"才"的内核,二,"三境"论之"无"的美学特征,三,"三境"论之"心"的物化。     

韩非子经典阐释思想研究

韩非子的阐释思想,除了体现在他对老子的解读与重构之外,还体现在贯穿他学说当中的对儒墨两家所推崇的先王的批判上,他认为儒墨两家所阐释的先王形象,有些也并没有实际依据,一方面是由于先王自己对历史的粉饰,另一方面,是由于读者自己的误读而作出了与原来不同的解释。这表达了他要求对儒墨两家所阐释的经典再重新解读、力求还原经典本来面貌的一种阐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