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赋学思想

对辞赋源流的探讨、文体特征的规定、发展演变的评述、具体而微的纯形式批评、创作原则的阐说，构成了刘勰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赋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全面性，使刘勰的赋论成为中国赋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关节。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的《西藏赋》,从作者及版本、赋作内容、特色与价值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与当时特定时代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结合,探讨《西藏等三边赋》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从赋序看赋家赋文的题材意识

赋家在赋序里叙述作赋缘起时,喜欢言及前人是否写过同类题材的作品.赋家对题材的关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模仿与新创、继承与超越的问题上.赋家对于题材的格外关注,从根本上说与赋体体物的特征有关.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作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皇甫谧的赋学观念——以《三都赋序》为例

西州逸士皇甫谧从小随叔父迁居新安,在河洛文化的熏染和自身的努力下,终于成为魏晋著名的学者.虽然皇甫谧是一位不愿做官的隐士,著述也多已亡佚,但他的思想和成就是处于时代前列的,其文学思想尤其是赋学观念既与时代风气大体一致,又有所超越,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三都赋序>突出地反映了皇甫谧的赋学观念.     

《文选》编撰者赋学观平议

《文选》选赋以及将赋体二次分类,是编撰者在前人的启发下所作的创造性尝试,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编撰者在编选过程中始终以儒家雅正的文学价值观作为编选准则,视辅政益治为赋的创作目标是当时的思想主流。通过编撰者对赋的选编、二次分类可以窥探其对赋学理论的嬗变轨迹。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

曾国藩作为后期桐城派的著名代表,提倡赋学的"汉魏风骨"和厚重气格,追求一种质实有力的赋学风尚,表现出清代赋学观念由前、中期向后期突进的审美趋向,在赋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这种审美风格的生成,与曾国藩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古文家的心胸和气魄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疫灾探略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至少在53个年份中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为9.74%,光绪—宣统时期是疫灾多发时段,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时节,有鼠疫、霍乱、天花、疫痢等病症,琼山、澄迈、儋州、临高等地是疫灾多发地区。琼州府北部地区发生疫灾的次数高于南部地区,西线地区高于东线地区,中部山区疫灾较少。医治、施药、避疫与建醮禳灾是救治疫灾的常用措施,该时期整个海南社会的疫灾救疗呈现出一种临事性救治的特征。     

明清徽州的文化商人

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徽商的文化情结是明清徽州文化商人的主要成因.徽州文化商人有学术著述、艺术爱好、实学研究和古玩收藏等类型.他们对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士商融合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

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除地税外,没有特殊需要,一般对圩市不征收课税,没设税收机构,使税收制度化。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留给地方官府处理,不列入财政收入项内;二是明初、清初采取轻徭薄税政策,对五谷、舟车丝布之类免税,而圩市主要的商品不外“布麻椒粟”。因此,圩市的税收权便由地方官府掌握,常常落入士绅身份的圩主、圩甲手中。他们横征暴敛,严重地影响圩市商业的发展,成为圩市衰落的原因之一。     

明清绅士制度初探

从绅士阶层的产生原因、制度来源以及绅权的制度性保障和约束等方面分析,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自隋唐开始、到明清时代趋于成熟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它是封建社会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并成为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     

明清广东笔记漫谈

广东最早的散文笔记出现于汉代,历经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繁盛,不仅门类多,数量亦不少.但由于各种原因,湮没亦不少.目下存留下来的一些罕为人知的珍希笔记,包含丰富的历史资料,可补史乘之缺.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研究

在历史上 ,东南地区是疫病的多发区。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十分严重 ,这在《明史》、《清史稿》中都有记载 ,但《明史》、《清史稿》对此记载不详 ,颇多疏漏。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作者查阅了东南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的方志 ,就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及疫病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分析和探讨 ,从而弥补了正史对这方面记载的不足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明代及清初哈密卫部众演进考述

文章对15世纪中叶后陆续移居河西以及留居哈密的哈密卫部众的融合、演进状况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末清初之际,哈密本地的畏兀儿、哈剌灰部众相继完成了伊斯兰化,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部众最终融合为缠头回;而迁居河西的哈密卫回回、畏兀儿、哈剌灰部众仍然各自为部,至清雍正乾隆之际,似最终融入当地社会之中,成为清王朝的编户齐民.     

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与战国秦汉和唐宋时期的比较

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与战国秦汉、唐宋时期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后认为,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但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悸论”作出解释,认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明清时期的商人与儒家思想观念

明清时期 ,儒家的思想观念广泛影响和规范着商人们的言论与行动 ,对仁、义、礼、智、信、诚、孝、俭和以德服人、以义取利的提倡与追求 ,具有极强的实践色彩。儒家思想观念成为促进商业经营活动有序进行和商人获取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不断拥有和集聚着经济实力的商人及其后辈 ,所渴望和追求的并不是创造出一种属于商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及价值体系 ,而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实践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