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及其三层结构——赣南版石镇调查

社会心理学关于"面子"的既有研究侧重于语词解析而缺乏实践性内容,因此从村庄生活的视角出发解读"面子"就很有必要。从赣南版石镇的情况来看,"面子"的语境化意义存在三层结构,分别反映了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村落社区之间的关系、村落社区与基层市场区域之间的关系。     

乡村社会“面子”的运行机制

面子意识和行为是一种微观的人际互动过程,但是它又被宏观社会所制约.在差序格局下,农民强烈地追求个人成功,并且通过他人的眼光进行评价.因而,农民总是在相互比较中分出高下,这造成了乡村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人们在处理关系时,往往根据自己与对方相比势力的大小,而采取不同的标准.乡村社会的"面子"运行机制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但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人们思想和价值越来越多元化,乡村社会的"面子"可能朝着碎片化的方向发展.     

论面子观的中西差异

中西方由于历史发展和思想价值观的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面子观。在西方，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以面子观为中心的礼貌理论，包括面子、威胁面子的行为以及面子保全论三个概念。而在中国，面子是个体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和处世要求等的总和。比较分析中西方面子观的差异，将更有利于解释我们当今社会中的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     

汉语公示语英译中的“面子”原则

每个正常的社会人都需要面子,但在汉、英文化系统中,人们追求和关注不同的面子并通过不同的礼貌策略维护面子,此文化差异也表现在汉、英公示语中.在汉语公示语英译过程中,如果忽视英语读者的心理期待和面子需求,译文将出现"面子缺失"和"面子错位"等语用失误.为有效解决公示语英译中存在的"面子缺失"和"面子错位"问题,就需要在汉英转换过程中采取措施,进行必要的"面子补偿"和"面子转换".     

面子意识对民众公领域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民众在实施公领域环境行为的初期存在着转换成本,面子意识对该阶段民众的公领域环境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理性人"假设与"效用最大化"原则,引入多维度环境认知构建"面子意识-多维度环境认知-公领域环境行为"的偏好选择模型,采用江苏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面子意识对民众公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面子意识不仅对公领域环境行为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也能够通过不同维度的环境认知对其产生间接影响.此外,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居住地类型等人口统计特征对"面子意识-多维度环境认知-公领域环境行为"影响路径产生部分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民众环境行为引导策略.     

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

本文把村落公共空间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并依据型构动力不同将其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村庄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村庄社会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便构成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关联作为村庄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又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重要的生成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村庄秩序基础的变更,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分析商业广告中面子威胁行为的礼貌补救策略

广告是厂家与顾客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一种言语行为。为了销售产品,厂家在要尽可能利用广告缩短与顾客之间(厂家与顾客应属于陌生人关系)的社会距离时,会使用广告语言这一具有面子威胁性质的途径,从而造成面子威胁行为。本文利用语用学原理,尤其是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面子威胁行为理论(FTA)和面子威胁行为的补救策略,分析商业广告如何施行礼貌策略来对广告本身产生的面子威胁行为进行补救,以达到与广告受众亲近的目的。     

对面子的解构与重构

本文试图挑战传统的面子研究,指出它们具有本质主义和整体性的错误倾向。我们反对把面子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解释变量,认为它只是被社会建构的一种意识和行为,具有片段性和多元性特征。我们认为权力等级是造成中国人面子意识和行为的根本原因,而文化为之提供了传播的环境,语言又是其传播的渠道。     

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机制研究——从科层制走向"多中心"治理

"单中心"的科层体制是形成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解决的出路,是鼓励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民间力量得到增强,构建"多中心"的治理体系,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这个治道变革的过程,需要良好的社会资本来提高人际信任程度,减少交易成本,面对当前日益"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必须依托对不同乡村行动能力的考量,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资本进行培育.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就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1]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2]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3]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     

“断亲”为何?——试论中国人际关系的变迁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断亲现象,理论上可区分为宏观意义上的一般性解释、中层意义上的跨文化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中的“关系性”解释。从人情与面子的研究框架出发予以审视,以往的各种理论均倾向于从社会结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即认为“断亲”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所引发的社会流动导致的个体化结果。而人情与面子的研究框架则将此种社会现象指向行动主体的主观意图,即如果一个人的地方社会网络能够给其带来充沛的社会资源,那么他不会采取“断亲”行为;当一个人从其原有的地方网络中无法获得他所要的社会资源,或此资源已派不上用场时,其依附性便随之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关系本身不再重要,因为现代性社会生活会使人们在自己的生活或事业领域重建自己的社会网络,“断亲”只是表示与旧有的亲属网络不再发生联系。     

人际交往中的名与实 --论"面子工夫"中的断裂

在中国人的日常人际交往中 ,“给面子”已经是普通人习惯了的用语与行为。但“给面子”可能是给予实质性的帮助 ,也可能仅仅是表面上的维护 ,从而导致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了名与实的分离 ,“面子”也就从性质上断裂为“形式化面子”与“实质性面子”。实质性面子的大小、正负取决于实质性关系的好坏程度 ,决定了彼此互助互惠或是竞争程度的大小 ,并可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而形式化面子具有泛化的特征 ,并不取决于关系的实际情况 ,而是一种依礼行事的结果     

论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

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推行使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制度偏离现象.主要表现为群众自治的变异、乡村关系的扭曲、村两委关系的形变、后选举阶段的民主虚置化等.对于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现象,应当根据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以是否有利于农村社会管理民主化、是否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是否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价值标准进行多维分析和科学评价.现阶段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现象极为复杂、多样,根据对于民主、和谐、发展三个变量的不同组合关系进行分类,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大致有六种类型.     

面子:中西文化与语言解读

中国人非常重视面子及面子功夫,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含义绝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要想保全面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礼貌语言.那么,对比中西礼貌原则、面子概念和言语策略,可以提高人们社会文化和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以减少由面子引起的文化冲突.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双层治理结构下村民小组治理机制研究——以陕西D村为例

行政村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上连着国家政权;村民小组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则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延伸点。同时,村民小组内部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下连着村民生产生活,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着力点。乡村社会的双层治理结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密不可分,村民小组的治理有赖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工与合作,充分调动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利于村民自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村民自治的生理与病理

村民自治原本是中国农村在村治变迁中的一种自组织行为选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中国乡村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事实上,村民自治是村民自发性的民主要求与国家有意识的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制度机理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结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的运行。但是,当前村民自治中的诸多扭曲现象,也令人忧虑。     

乡村旅游:城乡互动与区隔

乡村旅游将村庄自然文化资源资本化的同时,把农民置于素质不高的形象定义上。在人主体性的发展以"素质"决定的语境中,"工作—休闲"的社会划分,使村民与旅游者在新型的"主、客"关系中的沟通是有限的。完整的乡村旅游应是城里人和农村人双向互动、打破城乡区隔的平台。     

"面子法则"在人本管理中的应用

人本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国人本管理的现实之路是构建人与组织的和谐关系.立足于人本管理与本土心理行为的研究相结合,在分析"面子"的本质、动因、运作及功能效果的基础上,归纳了7条"面子法则",然后进一步阐释了"面子法则"对我国人本管理的启示和意义,从而为促进人与组织的和谐发展提供一些管理原则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