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人民”话语中的“个体”言说困局——“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二）

＂新时期＂初期,在新的历史意识的推动下,作家们开始重新建构＂文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归来＂作家的笔下,＂人民＂成为一个不可置疑、不可分析的元话语。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样式和评价原则,其内部渗透着浓郁的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知青＂作家则重构了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人民＂认同。＂人民＂褪去了主流政治话语曾强加于它的油彩,成为这一群体的带有民粹主义、理想化色彩的生命和精神寄托。在＂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人民＂主要是在＂精神返乡＂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这种理想化、抽象化的＂人民＂话语昭示着＂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个体化启蒙叙事的内在困境。     

论“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兼谈对新权威主义的一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文明的一次伟大跃进,它留给20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无疑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沉淀,在中国历七十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弘扬这一启蒙精神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启蒙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没有直接导致现代文明的出现。本文拟在探讨“五四”思想启蒙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论述“五四”启蒙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基本内容。可以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要     

启蒙、革命与女性——以20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为例

从五四到新时期,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性别身份的确认,是在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党派、阶级的烙印,因此一边是启蒙现代性给女性带来的人性和欲望释放的可能,另一边是各种主流话语笼罩下的被忽略了的性别牺牲甚至是无法掩盖的性别压迫.这种境遇来自于政治话语的功能性压抑,也来自女性自身精神“现代性”的困惑和艰难.     

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启蒙精神

“启蒙精神”是现代作家重叙历史的一个重要题旨。作为一种启蒙话语的现代历史小说一方面通过对历史表象的种种“识破”逐一瓦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如天命观）、法理根据与道德秩序,同时在主体的历史认知中确立了“生命与人”的价值标尺,从而使“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这一文学主题得到新的呼应与拓展。     

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实践及其尴尬处境——读韦君宜小说《月夜清歌》

作为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文本,《月夜清歌》没有塑造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典型,也没有通过知识分子在和乡村民众的亲密接触中,拷问出了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而是通过暧昧含混的叙事,将乡村颂歌变成启蒙阐释.由于时代政治环境的抑制和启蒙话语本身的缺陷,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实践由“五四”式的高尚道德义举变成了一场可爱的玩笑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之中.     

评“救亡中断‘五四’启蒙精神”论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88年秋冬与1989年春夏之交,一些人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为名,写文章,做报告,出《新启蒙》丛书,煞有介事地大讲“救亡中断了‘五四’启蒙运动”,致使“五四”反封建的斗争任务至今未完成,因而需要再来进行一次反封建的“新启蒙”运动。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带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有必要予以辨析,以澄清是非。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戊戌”与启蒙

一今年是戊戌维新九十周年,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对“五四”的再认识,在接近它的七十周年,大家已在讨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文化”;对“戊戌”也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两个运动,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研讨,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救亡与革新方面都曾有过激扬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反思的深入,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戊戌”与“五四”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戊戌”与“五四”前后相隔二十一年,它们有什么联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     

早期丁玲——女性主体意识的“孤独”突围

＂五四＂启蒙运动中,＂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觉醒＂的启蒙命题的子命题被提上议程,但＂五四＂启蒙运动催生的第一代女性书写群体局限于对男性历史宏大叙事话语的回应和附和。而丁玲早期文本因其对男权叙事的瓦解、对女性独立命运的关注具有了某种先锋性意义。本文主要从对人的情感＂自为性＂的坚守角度,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阐释了丁玲早期文本女性主体意识的艰难突围。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启蒙与同情--"五四"文学中"我"与贫弱者关系的一种透视

一般认为,启蒙是“五四”10年文学(1917～1927年)的流行色,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所要表现的重大主题。但是“五四”文学(包括高潮期及退潮期的文学)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抒发与贫弱者有关故事或情感的作品中,“我”对贫弱者深厚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同情往往会遮蔽启蒙甚至淹没启蒙。这种同情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启蒙意识的传达,但却无损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这种同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思维惯性的强大,足以影响到“五四”作家启蒙话语的表达。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崎岖的启蒙之路 --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以启蒙作为自身的标志之一,1980年代,一些作家回到了五四启蒙之路。但是,启蒙之路荒芜已久,重新开拓并非易事;启蒙精神丢失已久,重新获得也非易事。在新时期之初,作家在大众面前往往是忏悔者而不是启蒙者。最先的启蒙者来自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历史逼迫一些人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觉醒者面对苦难和蒙昧走上了启蒙之路,自我反省是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重要特点。文化批判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大潮,它是启蒙文学受挫几十年之后的一次复兴。人们做出了一个选择:回归五四。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夭折;二是现代化呼唤一场更加广泛的启蒙。1990年代以来,启蒙文学受到种种指控,但只要人类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文学承担启蒙的使命就绝非耻辱。     

文艺启蒙和“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

中国的文艺启蒙可以上溯到晚清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展到“五四”、则成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反思文学”到“文学的反思“再到“人的反思”,“十年动乱”中被摧残的人的尊严和价值逐步得到关注和重视,文艺重新承担起启蒙任务,并成为整个文化思想界“拨乱反正”的先声。     

被解说的与被建构的：“五四”研究史评析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思想元典,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运动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源性事件不断被“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叙述,大致存在“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等关于“五四”运动的主要话语表述方式。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