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

政企关系是理解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也是转型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政企关系类型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总体上显得比较笼统,或者难以验证。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从政府对企业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两个维度,可将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政企关系分为四种类型:政企合作、政企合谋、政企分治和政企伤害。由此得出了决定政企关系类型的三个主要因素: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三者分别代表政府、企业和第三方力量,通过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阶段的博弈决定了政企关系的性质以及动态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可检验的基本命题,并通过国内外的案例加以佐证。应用动态政企关系框架可以解释"中国奇迹"以及相关的重要现象,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政企关系和改善政企关系提供了一套可识别和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当代中国政府管制研究述评——背景、表现和问题

当代中国政府管制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政府管制特殊成因、管制职能、管制政策过程、管制权力、管制机构自身优化等问题是当前政府管制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动态平衡：新时期中国政府管制的双重选择

与可持续跨越式发展模式相联系 ,借鉴国际经验 ,新时期中国政府管制具有双重属性———管制与放松管制俱为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的价值基点 ,其要义可以表述为 :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实现管制与放松管制的动态平衡。新管制的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要义 ,则在于有进有退、改变管制重点、修正管制方式、管制管制者。     

民主化管制:转轨期中国政府管制改革的重要取向

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管制相比,中国政府的管制在民主协商氛围上几乎近于空缺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不仅显示中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已有路径存有一定的误区,而且亦成为中国政府管制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倡导和推行民主化管制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主要取向。而民主化管制的推行,需要进行理念更新,培育市民社会和商人阶层,并在宪政精神下,构建政府管制行为的制衡机制。     

政府管制与公司自治——兼论我国公司法之改革

公司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当前,面对全球竞争经济体制下的公司法改革浪潮,应正确处理好政府管制与公司自治的关系,协调其矛盾与冲突,以促进公司企业经营自由,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对我国的公司法之改革有所裨益.如何顺应国际化与自由化的趋势,满足企业经营的需要,维持国际竞争,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是修订公司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我国在改革公司法时,应借鉴国外成功立法例;在改革思路上,放松政府管制和强化公司监控应是基本方向.     

政府放松管制和提高管制效率的思考

中国是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国家,政府管制仍是保障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手段。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看,政府管制还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我国的政府管制要同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要对政府职能与经济主体的职能合理定位,突出管制重点,改进管制方法,提高管制效率,以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健康发展。     

论政府管制在我国公共服务改革中的适用

放松管制是西方政府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段时期以来,放松管制几乎有趋同或替代管制体制改革的趋势。市场失灵无法回避,政府要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管制。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改革中,重要的不是“放松”管制,而是“完善”管制。应在进一步完善政府管制的过程中,推进公共经济的发展,提高政府效率,增进公共利益。     

马克思学说中的哲学与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框架

不管马克思及后代学人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思辨哲学的品质是毋庸置疑的。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存在着三个基本的解释框架:社会构成框架;阶级分层框架;历史解释框架。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在他的叙述中去考察其概念使用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哪个框架下进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对马克思不同解释框架的思想和论述作出具体分析,才能发展和重建马克思学说,从而进一步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管制的奥秘：《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的现代解读

管制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被争取的资源。施蒂格勒通过对管制是什么、管制从何而来、管制的作用如何等问题的探讨,对于管制的真相进行了近乎残酷的揭露。在金融风暴袭来社会普遍呼唤管制的背景下,这一解读具有警示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行为模式与解释框架——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

和谐社会并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在权利平等基础上各种不同利益诉求能够找到对应通道进行理性沟通的社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通道则群体性事件就极易发生,并容易导致势态难以控制,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更可能影响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本文以社会学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详细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和行为模式,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当前群体性事件总体判断的解决路径。     

论物业管理市场失灵和政府管制

物业管理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物业管理市场失灵,从而导致高物业服务水平的物业管理供给不足,而低物业服务水平的物业管理供给过剩.因此,政府有必要干预物业管理市场.本文分析了解决市场失灵的原因,提出了政府管制物业管理市场的方法.     

政府社会管理改革:一个理解框架及其解释

社会管理作为政府一项基本职能,其正当性、范围和方式受国家构建和行政模式的影响和约束.目前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仍旧是一个未完成共识的研究议题,从公共责任类型和公共政策取向这两个维度构建理解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可以避免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片面认识,可以发现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旨在于如何消除对全能政府的依赖,并在限制强制性权力行驶中改善公共服务,其政治思维倾向和价值追求不是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而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决于政府角色认同的转变和治理机制的设计,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则应当融入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越权刑法解释的原因与对策

越权解释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中的明显障碍。本文从多角度对越权刑法解释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加强学理解释研究、确立合理解释方法、完善审查监督机制是防治越权解释的重要措施。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缘何出现差异性实践结果：一个整合性框架的解释视角

农村互助养老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整体不佳和内部分化的服务结果。然而,关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因果机制仍未被有效揭示。基于山东登区岛村和浙江吉县里村的案例比较,提炼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整合性解释框架。框架包括嵌入性情境、权力主体、制度设计三大要素,且要素间相互影响,形成三重机制。一是空间影响机制。嵌入性情境决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构基础,影响权力网络建构及其权力主体的理性行动,进而对制度设计产生影响。二是行为影响机制。在结构约束下,相关权力主体适应社会情境以采取策略行动,影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构及其能力。三是效能影响机制。在既定权力网络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促进“设施—服务”和“参与—生产”有机转化,锁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效能。三重机制共同作用,最终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研究有助于打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内在机制和复杂机理,为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关于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的新思考

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进行新的思考。政府管制内在地产生权力扩张的冲动,与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主义产生冲突。政府管制中的利益博弈也影响着对管制的认识。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削减政府权力,而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力和自由,更好地为公民服务,一个小却无能的政府绝不是宪政主义的选择。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权力是大还是小,而在于适应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权力和规模的发展。管理、政治、法律途径的整合要求政府管制要以服务为中心。     

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责任：一个分析框架

个人有限理性和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政府建立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其中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政府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需要承担完全的责任。鉴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多层次特征,政府只需要在其中承担有限的责任。即政府的责任具体表现为:建立制度安排、提供资金支持、确保最低收入和实施严格的监管等方面。     

企业风险管理的政府管制优化——基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分析

目前国内外政府监管机构推动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是以市场准入为主要手段的政府管制行为。其正当性、有效性一直是伴随国内外政府管制发展、变革的重要话题。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企业风险管理领域的政府管制实践,以及外部环境对企业风险管理管制有效性的影响,提出:由于存在直接管制成本高、管制失灵等局限性,管制的正式制度设计应与构建外部大环境相结合,推动企业更为主动地实施风险管理,改善管制有效性。     

滥设临时性行政管制机构的原因及治理思路

临时性微观经济管制机构过多、过乱主要缘于行政编制虚置、政府与市场错位、行政许可滥用、微观管制失调、政府部门利益驱动,必须通过构建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创新公共管理文化来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