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开国爵食邑数量问题的考察

北魏国家实行的开国爵是可以受封食邑的实封爵。北魏国家使受封开国爵者获得的食邑数量与爵位等级结合在一起。不过,由于开国爵的等级不同,结合的方式存在差异。开国乡男、开国县男等级可以确定固定数量的食邑;开国县子、县伯、县侯、县公等级只确定受封食邑的上、下限数量;开国郡公等级则只有受封食邑的最低数量的限制。北魏国家可以增加受封开国爵者的食邑数量,并使食邑数量的增加也与爵位等级联系起来,进而更明确体现食邑封授具有奖赏功劳的意义。     

北魏前期诸王虚封地封授考

北魏前期,诸王的封地为一种虚封。北魏国家对诸王的虚封地实行以郡为国。诸王的虚封郡可以是北魏实际设置的郡,也可以是统治区以外的郡以及西晋曾经设置的郡。北魏国家对诸王的虚封郡设太守进行治理。在封授诸王虚封地时,北魏国家有限制规定,诸王的虚封地不可以在京畿内,也不可以将诸王的出镇地作为虚封地,并且,对汉人诸王的虚封地实行籍贯回避。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论北魏河洛地区的饮食

北魏迁都洛阳后,鲜卑族带来了草原民族的饮食习惯,肉食习俗开始在河洛地区社会风靡开来。南朝降人进入河洛地区也带来了南方的生活习惯,并对北魏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传统的饮食习俗在河洛地区仍然占据重要的份额,食用粟、菜,饮用酒类构成了河洛地区饮食文化的多样风采。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

北魏制定<议亲律>,赋予宗室阶层充分的法律特权,使其在审判程序、议罪范围和量刑标准方面备受优待.议亲的范围应是道武以来诸帝的有服宗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也包括出服疏宗.国家在处理相关法律纠纷时,通常采取偏担宗室的原则.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是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     

论北魏时期良贱身份制的法典化

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在北魏时期开始系统化、法典化。究其原因 ,一是该时期经济成份的多样化及身份等级的复杂化提出了现实需要 ;二是北魏中央集权政府以强力推动体现儒家礼治理想的社会制度包括身份等级制度的建立 ;三是参与北魏政权的汉人士族较少受到玄学影响 ,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四是传统儒家礼治理论与中古社会、拓跋部早期社会的特征有着诸多契合之处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论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

永嘉乱后,衣冠南渡,西晋形成的太原士族交游网络分崩离析。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太原士族群退居幕后,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着力整合乡里社会,太原士族群强力反弹。太原士族群的姻亲大多数是四姓家族和巨姓强宗,姻亲成员多数具有治理并州的仕宦经历。太原士族之通婚既有家族利益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有北魏朝廷控御地方的政策烙印。北魏太原士族群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升过程中,部分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北魏太原士族群的沉浮,代表汉人家族在异族统治下的基本命运。     

论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

邢杲暴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青齐豪强与河北流民之间的主客矛盾,而是北魏朝廷没有按照政治实力大小在南渡青齐的河北大族中施行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的政策。因此,邢杲暴动虽然带有流民暴动色彩,但其性质却是邢杲利用河北流民武装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邢杲暴动又是导致依靠梁朝少量武装支持的北魏宗室元颢轻易占领洛阳,进而引发北魏末年政局一系列巨变的重要因素。     

论北魏前期诸王爵位继承制度的特征

北魏前期,实行虚封爵制,其中王爵是最高等级的爵位.当时国家使受封诸王的后世可以继承王爵.然而,由于对异姓诸王爵位实行降爵继承以及诸王犯罪夺爵和无后嗣继承,因此,并非国家所封的所有王爵都能够为后世继承.北魏国家对为后世继承的王爵实行了嫡长子与非嫡长子继承并行的措施,保证了王爵传承的稳定.同时,还实行了一些特殊继承做法,如过继、复爵、绍封.但这些做法只是对王爵正常继承制的补充.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论北魏前期的国家与豪族经济

北魏前期国家直接支配的畜牧业、计口授田、屯田制,尽管使北魏控制了数目不少的土地和劳动力,但由于生产效率较低,没有办法占有和吸纳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因此并没有阻碍胡汉豪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此形势下,豪族经济不仅在京畿代地发展起来,而且在北魏统治力量薄弱的华北地区则基本上不受控制。在胡汉豪族经济不断发展,北魏国家掌握小农和土地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北魏国家仅靠生产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漏洞百出的赋税体制及横征暴敛的手段,已无法维系日益增长的国家开支。     

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论百济与北魏的关系——以百济的上表文为中心

围绕着4世纪末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深刻变化,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百济和北魏都在构建着对各自有利的外围条件。472年,百济上表北魏请兵攻打高句丽,却遭到北魏的拒绝。由于两者在最终利益上的差异,使得它们未能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建立起朝贡册封关系,最终,北魏王朝再无百济使臣前来,两国的关系形态对5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     

长城资源调查对于北魏长城及六镇镇戍遗址的新认识

北魏六镇长城南线、北线两条长城墙体,均总体呈东北-西南向蜿蜒分布于乌兰察布草原,于中部地段有短暂交汇。六镇长城南线、北线均以阳山秦汉长城东段所在山脉的北麓地带作为其西南防御端点,其终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约25千米。选择丘陵间的谷地修筑墙体,是六镇长城的主要特点之一,六镇长城的墙体以土筑最为普遍,保存较为低矮,墙体外侧普遍见有壕堑的痕迹。北线墙体对南线墙体的局部沿用,及墙体沿线发现的32座戍堡,是此次北魏长城调查的重要发现与收获之一。六镇修筑在先,后有六镇长城南线和北线。六镇修筑完成于延和二年至太平真君八年之间。沃野镇最初即建在了根子场古城,白灵淖城圐圙古城经考证为怀朔镇镇址,抚冥镇镇址已确定为位于今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的乌兰花土城子古城,而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克里孟古城、三工地土城子古城应分别为武川镇、柔玄镇、怀荒镇旧址。     

“木兰从军”歌谣及北魏“天子”和“可汗”的并存

木兰从军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中不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个源于民间歌谣的故事直到今日还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这位女勇士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并且成为代表中国的符号。然而,故事里代表着中国的统治者实际应来自本文所要讨论的拓跋部族。近年来,学者们特别注意到了《木兰诗》中的可汗与天子两种称谓历史,北魏时期的大背景应该最能解释歌谣中的这些细节:当时中国北方经历了十六国的分裂后的首次统一,北魏帝王在沿用中原帝王天子称谓的同时,还保留了突厥化蒙古人的可汗称谓,由此反映出这一时期北魏帝王独特的双重面貌。     

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

北魏离散部落开始于登国元年(386),即《魏书·官氏志》“登国初”的记载是可信的。被离散的对象包括被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其范围基本上是北魏境内所有的游牧部族。它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将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使原来的君长大人变成了国家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地方基层官员。它没有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并随北魏的军事征服逐步推行。北魏离散部落不仅削弱游牧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统治,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游牧部族纳入了封建制轨道,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