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彝族宇宙论的产生和形成

本文认为,彝族宇宙论有很多哲学概念、范畴甚至思想,与汉族儒、道、阴阳家的有着极为相同或相似之处。可以肯定,彝族宇宙论哲学在产生、形成的过程中,曾经很大程度上受到过汉族古典哲学的强烈影响。作者考察了彝族宇宙论产生和形成的时代及其时代背景后认为,彝族宇宙论是汉族宇宙论的“流”;古代彝族对汉族古典哲学的吸收,并非简单、机械地抄袭和模仿,而是根据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习惯对之给予了“彝化”的改造及再创造,彝族宇宙论是源远流长的彝汉文化交流的一个具有多层次民族文化信息的智慧之果,是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渗透、影响彝族地区的必然结果,也是宋、元、明以来民族大融合以及彝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剧烈变化的必然产物。     

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变迁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藏彝走廊”为氐羌系统民族由西北向西南迁徙,并在迁徙途中同源异流分化出众多民族之通道。而在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则是由洱海东部、北部诸部族向北、向南和向西迁徙,并呈现出乌蛮“正种”与乌蛮“别种”之间的文化普同性与差异性并存、“汉裳蛮”的“夷化”以及乌蛮与白蛮的“汉化”并存等动态性的文化变迁特点。     

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论凉山彝族的文化艺术旅游开发

文化艺术旅游是以有形的和潜在的文化艺术资源作为旅游载体,具有一定艺术性、鉴赏性和传承性的旅游体验形式,它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重点。探讨文化艺术旅游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有助于界定凉山彝族文化艺术旅游的开发范围。凉山彝族文化艺术旅游丰富多彩,神话传说、音乐舞蹈、信仰婚嫁和服饰美术皆是凉山彝族的文化瑰宝。在尝试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旅游主题节庆和文化艺术博物馆等开发模式后,实景舞台剧是文化艺术旅游开发成功模式的又一发现。因此,建议策划《彝·印象》实景舞台剧以填补凉山彝区文化艺术旅游开发生动性和真实性的文化缺失。     

从峨山彝、汉地名转换看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和影响

峨山自古就是彝族聚居的地方,传承了众多的彝语地名,体现了峨山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随着汉族的迁入,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彝语地名或被借入到汉语,或被汉语地名替换,从彝、汉地名的转换,可以看到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     

四川彝藏羌地区近代教育的起步——边疆服务中的教育事业研究

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展开的改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推进这一运动的机构是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部在川西和西康的彝羌藏地区创办了多个小学,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对当地儿童及一般民众施以教育服务。根据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及民族习俗,边部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形成了与教会在其它地区所办教育不同的特点。边部在彝羌藏地区开办教育虽遇到教员的缺乏、经费短拙等困难,但在提高边民知识文化、移风易俗等方面,成绩卓著,对推进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早期宪政主张的核心

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本文通过宪政、宪法学知识对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分析,提出了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早期宪政主张的核心的观点。     

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法

历法,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世界五大文明古国皆以其精湛的历法著称于世。本文通过对涉及玛雅十八月历等十四本中外书籍的分析和多年对云贵川的彝族十八月太阳历及彝族向天坟等的实地调查相对比后得出,被认为是星外来客之遗迹的玛雅文化在历法、图腾崇拜、读写方式等不少方面与彝族文化有相同之处,然则彝族十八月太阳历的产生时代却先于玛雅历,彝族先进的十月太阳历就是由彝州十八月太阳历衍生而成的。对其探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云南哀牢山摩哈苴彝村经济史略

本文对哀牢山摩哈苴彝村历史进行考察,认为这里的彝族经历了氏族经济、奴隶制经济、封建领主制经济、封建地主制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证明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般性。考察摩哈苴彝村的经济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彝族的经济发展史,而且还在于通过对摩哈苴彝村这个典型的考察,丰富我们对社会经济发展史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宣威彝族“哭嫁”功能的人类学阐释

哭嫁是彝族婚俗中一道绚丽的风景,是彝族一项重要的文化传统,她表达了彝家女儿对“父权制”社会下女儿无自主婚姻,所带来的痛苦和无奈是对男权社会的鞭笞和控诉.宣威彝族自改土归流汉多彝少的状况下开始漫长的彝儒对话,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保持着自己的哭嫁传统,随着儒学观念的深入,宣威彝族的哭嫁在内容和功能上发生变化.     

炎黄文化溯源初探

著名彝族学者、民族学家刘尧汉教授在其专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论”,进一步发挥其早期著作《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中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观点,认为“人类文化史上曾有过葫芦容器时代”;“葫芦里装着中华民族的原始先民——龙、虎两部落”;“虎伏羲部落的遗裔     

元明清“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研究

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历来多关注于川、藏、滇交界地带,而对其西端即元时"丽江路"、明代"丽江军民府"的西境,即今天云南省西北部、西藏南部及缅甸北部交界地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由于此境地处滇、藏和缅交界地,属于汉文化、藏文化、缅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同时又是傈僳、怒、独龙、普米、白等文化圈的重合交叠区,历史上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其民族关系随时代发展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发展特点及规律.本文在廓清元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探究其特点、规律与趋势,为今天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借鉴和思考.     

从传说与历史看哈尼族族源

本文对哈尼族起源于古代青藏高原的羌族的“南迁说”提出不同意见,并从多角度论证了“土著说”观点。作者认为,哈尼族是以云南红河流域哈尼先民为主体,吸收、包容了本地区彝族、白族、瑶族的部份先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四川、南京一带迁来的汉族,逐渐融合形成的。     

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基于凉山彝族毕摩与苏尼的探究

身体人类学视角为理解凉山彝族毕摩、苏尼的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提供了新维度。以身体实践为基础，毕摩、苏尼形成了“毕”与“尼”的身体技艺区分。以“毕此”和“尼症”为基础的毕摩、苏尼身体区格与传承制度，是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家支制度、血缘、根骨观念的映射。从苏尼迷狂的身体表征到以“祭”为核心的毕摩理性化身体规范的确立，是彝族原生性宗教由巫到史、由巫到礼的发展史。毕摩、苏尼身体研究取向，为回应彝学研究的理论关切与拓展中国身体人类学研究范式提供了思路。     

文化展演视域中的少数民族艺术传承——以云南石屏慕善村为例

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背景下,以云南石屏慕善村为例,在综合、动态的文化展演视域中描述、阐释艺术传承活动在村落文化结构中生成、传承和调适的过程。揭示文化展演是艺术传承的有效路径,是文化符号资本化运作的基本样式,因经济诉求与收益的叠加而不断被操演、强化,其承载的外在族性符号与地方性文化表征被彰显,而内蕴的族群精神与意义日渐淡化。     

小凉山彝族疾病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以宁蒗县跑马坪乡沙力坪村为例

疾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文化有密切关联性,不同的族群文化各有一套不同的疾病理论和治疗方法.云南省宁蒗县跑马坪乡沙力坪彝族村对疾病的认知体系及其医疗实践表明,在小凉山彝族社会,"疾病"不仅仅包括身体的病痛,更被赋予了其族群的文化想象,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嵌合在整个彝族社会认知体系中.     

神韵论视阈下的明代七子派——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为中心

朱彝尊对七子派诗文批评是对七子派辩证接受的体现,也是清初诗风转变的侧面反映.《静志居诗话》在评论且肯定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诗文所具有的神韵基础上,接受并提出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对神韵性准确把握的观点.朱氏还指出后七子陷入机械模拟的泥潭,致使诗文创作失去了生机.     

彝族医药史略考

本文依据大量的彝药文献考证了彝族两千多年的医药历史,并把它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彝族母系氏族社会是彝药的启蒙阶段;东汉时期即彝族父系氏族社会是彝药的萌芽阶段;唐朝前后是彝药的形成阶段;明朝前后是彝药发展的黄金时代;清朝前后逐渐走向祖传秘方和自我保健的道路。彝族在同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逐渐摸索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总结和建立了具有彝族特色的医药理论体系,它在祖国医药宝库中占有一定地位,是祖国传统医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在黔西北苗彝地区传播的比较研究

内地会（China Thland Mission）、循道公会（Methodist Missionary sodely）是基督教（新教）传入贵州历史最久、教徒最多、影响最大的两个主要宗派。1903年和1905年,内地会与循道公会开始传入黔西北苗族地区,后逐渐发展到彝族中。1914年,两派以威宁县灼圃梁子为界划分传教范围,内地会在灼圃梁子东南,循道公会居梁子西北。双方互不干扰,自谋发展。数十年间,两个宗派都在苗彝群众中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归化基督运动”,分别拥有苗、彝族信徒万数之众。内地会建立的“葛布苗族教会”和“结构彝族教会”,循道公会建立的“石门坎苗族教会”和“四方井彝族教会”,都成为全国较大的少数民族教会,名扬遐迩。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于1922年编纂的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资料《中华归主》一书评论     

错巴卓——多续藏族“三重空间”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空间转向”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变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于藏彝走廊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引入了“空间”这一新的视角.“藏彝走廊任何局部或微观整体都有一个时空的大坐标为背景,即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眼界.”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安宁河上游的冕宁县境内生活着一个小族群—一多续藏族,“错巴卓”是多续藏族的重要节日,它不仅展示了多续藏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还是其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