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分层研究

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早在春秋以前就出现了，该结构依据“是”的不同性质，可分为“主谓式”“主宾谓式”“宾谓式”三种。对上古汉语文献分层比较后发现，“主谓式”只存在于春秋前，而“主宾谓式”存在于战国以前，“宾谓式”一直保存到东汉。上古汉语中的“NP是VP”结构是不同质的三种结构，但它们都不是语法上的结构，而是语用上的表达结构，其形成机制是由不同语用手段制约的。由于“NP是VP”结构的不同质，其中“是”的语法性质和功能也不同，“主谓式”中“是”为衬音助词，其功能为补充音节；“主宾谓式”中“是”为代词，其功能为复指；“宾谓式”中“是”为结构助词，起着标记词的功能。     

叶燮以“诗风正变论”为核心的文学史观

叶燮将与时运诗运相关的“正变”隔绝在《三百篇》。对后《诗经》时代，则将“正”限制在建安诗，打破了诗体正变论，是为“诗风正变”论。其中汉魏至宋诗的“变”包含“启盛”和“有因”两个因素，否定了“因=盛”，改传统的“变=衰”为“变=盛”，直指明七子要害；而对“变”中有“因”的强调，也有力地批驳了楚风。叶燮将诗歌史视为“盛衰因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并用“变而不失其正”贯穿关联。宋以后，“变”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之意。叶燮指出“有意为工拙”为宋诗的突出价值，并达到踵事增华的顶点。     

平衡与“无为文化”

“无为”是顺应事物的规律做事，让事物按自身规律自行运转。但自行运转时间长了，同于己的事物会发展，异于己的事物也会发展，“良”与“莠”同时壮大，壮大了的“莠”必然造成管理中的障碍。另一方面。“元为”是决策权下移，下移后的决策自然从决策者自身利益出发，很难让其长久做出有利于全局的决策。因此．为“无为”．必须先要“有为”。在“有为”确立的前提下。为“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标。     

金正恩时代朝鲜的“人民群众第一主义”

“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是把人民群众视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并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忘我服务的政治理念。金正恩继承和发展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和金正日的“先军思想”,将“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确立为朝鲜的指导思想，并将其本质规定为“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朝鲜指导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人民群众”,“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均源自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以民为天”思想。金正恩也遵照这一思想，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设定为国家目标，提出了“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以金正恩为核心的全党全社会的团结一心。近年来，朝鲜劳动党党章将“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政治”规定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此举表明，如同金正日时代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先军政治”提升为“先军思想”,“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已经被提升为金正恩时代朝鲜的指导思想。     

教师的激发功能在教学中的作用

教学是“教”与“学”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然而我们今天中学教学的课堂上，“教学是师生双边的活动，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这一点，并没有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地得到体现。不少课堂，“主体”实际上却成了“客体”，“主导”变成了“主宰”。不是教师的“教”服务于...     

西塞罗“人民”“共和”思想的哲学考察及其意义研究

在继承和批判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古罗马“王制”和“共和”的发展历史，西塞罗提出了一套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以正义观念为原则，以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为内容，以“混合制”政治制度为形式的“人民”至上“共和”思想，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构建一个真正理想的“共和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西方政治哲学从传统转变到现代的复杂发展过程中，西塞罗的“人民”“共和”思想对后来基督教神正论的产生和近代的社会契约论等政治哲学理论的提出，乃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西塞罗的政治哲学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其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如对为什么“混合制”是最好的，它是如何可能的?“人民”的内涵外延是什么?“人民”至上需要什么限制条件等关键问题缺少有效论证等。这些正是后来者应加强研究的。     

谁的“现代”，何种“现代”？——从鲁迅早期文言文看其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构想与现实意义

鲁迅的意义不在于为提供了什么高明的现代化理论，而在于确立了一种近代中国最缺乏的“批判性质询”的态度。从这种现代性态度出发，鲁迅建构了自己关于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完整构想：以“审己”为原则，以“比较”为方法，以“自觉”为“本根”，以“精神”为“根本”。鲁迅的构想是出于文化整体的观照，他同样重视精神之外的政治、经济问题。     

孔子“道”范畴的哲学阐释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其意义。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     

从“厥词”的语法归属看现汉双音词的形成

“厥词”近年来使用频率非常高。“厥词”主要从成语“大放厥词”中分离出来，其原义为“其词”，是一个短语。但随着历时的发展，“厥词”已很难用“其词”来解释了，其语义有了新的发展且更具整合性，可理解为“谬论”、“狂言”等。因此，我们认为，“厥词”已经词化，其语法归属应该是词，而不再是短语。为此，我们从“厥词”的语法意义、语法功能特点及其语法归属三部分来论述这一观点。这一过程符合许多现汉双音词形成的规律。     

道家杨朱人生哲学新论———从老子到庄子的摆渡

杨朱是一位原始道家哲学人物，他以自然主义感觉论即人是一个感性实体为地基，以物我、人己、生死、名实等范畴为构架，构建了其“重生”“为我” 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体系。与列子一样，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丰富了庄子的生命哲学，所以，学界有“老、杨、列、庄”之说。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偏颇，自孟子以后，杨朱“轻物重生” “人人为我”的思想被曲解了，成了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实则，杨朱“重生” 的实质是“贵义”，其“为我”的目的是“为人”。杨朱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以“全性保真”为宗旨；在思想上，反儒非墨，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但虚伪，而且害性伤真，墨家的兼爱、利他则虚妄不实。因此，具有理想个人主义思想的杨朱主张以“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 的自治来对抗儒家礼乐的君制，以自爱、自利、尚异来取代墨家的泛爱、利他、尚同。而杨朱张扬主体的思想则富有积极的现代性。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中国古代墓志形制变迁中的设计思想内蕴

以中国历代墓志形制与文体变化为纵向轴，一是以魏晋南北朝中的“志”“碑”合一形式以及宋齐梁陈中出现的简单化的墓志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墓志设计的“实用”思想；二是以历代墓志文体演变为研读对象，系统论述了墓志文体设计演变中的“实用”与“浮华”的转变。系统考察中国历代墓志的形制与文体设计，墓志作为随葬风俗的一部分，其形制变化基本轨迹还是以实用为美、为尚。浮华的特质在重葬、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墓志志文成为文化人施展才华的载体之际，文体适应了为死者“歌颂”的普世之需，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应需而变”的设计本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友善”的意识形态表达及演进

“友善”虽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规范，但却一直发散着超越个人的整体主义魅力，这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实践所证实。“友善”可解读为“友何以善”与“何以友善”两个基本维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程中，关于“友善”意识形态表达的方法论。通过梳理具体历史脉络，可发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善”是通过与敌相对的“友”及与“红”相随的“善”来表达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善”是通过与敌抗争的“友”及由富释义的“善”来表达的，以江泽民与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善”是通过“左右”之间的“友”及以“和”为要的“善”来表达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善”是通过命运共同的“友”及与德同行的“善”来表达的，它们构成了“友善”意识形态表达的完整谱系。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论《庄子》中“游”之精神指向

“游”是贯穿《庄子》一书的关键字眼，亦凸显了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内涵。庄子以对人生的探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游”的人生状态予以体味，“游”彰显了“无待”、“无为”的主体自由精神和生存状态。以“游”之人生为枢纽，辐射至哲学、艺术、政治等层面；以“采真之游”为核心，指涉“天游”、“心游”和“无为而游”等多重人生处境，呈现出“游”的多重精神指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初探

倡导“三教合一”是宋代思想界的基本特征，本文通过对宋代儒、释、道各家“三教合一”思想的考察，分析了每家的理论特色，指出：宋代的“三教合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唱，佛、道为伴唱而共谱的时代之曲。宋代“三教合一”思潮不仅完成了三教之间的理论整合，推动了理学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以“和合”为特征的深层民族心理结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建立计划生育志愿者零距离服务长效机制

计划生育零距离服务行动，是以扶贫济困为主题，以计划生育困难群众为主要扶助对象。通过志愿者的自愿服务和主动帮助，逐步使计划生育困难家庭能够富裕起来。并逐步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保障体系。2005年是各级计生协会全面推进“零距离”服务行动的一年，通过短短一年的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零距离”服务虽然是一种组织行为，但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者的一种自发行动，它从根本上体现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从“行政强制”。转变为“以人为本”，从“以事为本”转变为“人文关怀”。     

论冰心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冰心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别是“美”与“丑”的典型。冰心以审美为参照系，展示女性健康的人性，塑造了“爱”与“美”的群像；张爱玲以“审丑”为切入点，剖析女性畸变的心态。她笔下的女性终身束缚着“奴性意识”的枷锁，丢了人格甚至丧失了人性。作家的社会经历和文化背景，营造了自己独特的生活审视特征。基于各自生活阅历的差异，冰心笔下的人物纯洁、典丽；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凄苍，丑陋。但是，不论“贤淑”还是“丑陋”，都是时代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的“真实”，都是为了人们的觉醒     

土家织锦“四十八钩”的文化创意——兼与“女阴”论者商榷

土家织锦“四十八钩”是土家姑娘以土家秉性为核心，以钩藤为素材，借婚俗为依托，祈福为目的，用几何图形由“八钩”逐步演化的艺术珍品。集中表现了土家族辩证地认识、处理天、地、人、神、物等万象的“必变”与“适变”间的对立统一，以求大发大旺的人生理念。它是土家的“太极图”，绝非“女阴崇拜”。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

本文论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文章认为战国秦汉初年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是以追求“势利”价值观为特征的。道德沦丧，知识贬值及秩序紊乱是重要的社会病．本文认为桑弘羊提出“官办盐铁”，“严威酷刑”之“与民争利”的国家控制对策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董仲舒强调“以教化堤防之”的道德控制对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司马迁着眼实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善者因之”，“利导之”，“整齐之”及“与之争”的多层次宏观系统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