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仁学"及"生活儒学"问题——与李幼蒸先生商榷

在儒学话语中,"儒学"与"仁学"是同等的:儒学即是仁学,反之亦然."生活儒学"不是"从现象学吸取养分",而是通过对现象学的批判而获得其"生活即是存在"的观念."生活儒学"不仅是"为儒学的当代复兴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而是具有三个观念层级:生活(存在)→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知识论、伦理学)."生活儒学"首先关注的乃是生活及其情感显现:仁爱情感.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我们的立足点是我们的"生活世界";但是,作者误读了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思想.此在并不是主体性的观念.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与道家老子的关系上,而不是体现在与儒学的关系上.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中国并没有那样的形而上学.     

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也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呆滞的同一,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具体的、流动的发展过程。作为历史范畴的儒学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儒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也有消极的成分。因此,辩证地研究儒学思     

哲学,还是学问:戴震儒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和旨归

辨明儒学的性质和旨归,是戴震从事儒学经典诠释工作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儒学是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追求思维精致、理论完备的哲学;儒家学者的使命是揭明真理和实现真理,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占有真理;儒学的价值在于学以致用、国治民安,而不在于个人的道德完善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完全自足。戴震关于儒学性质和旨归的辨析,对于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儒学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儒学复兴路径与发展困境探析

传统儒学有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层面（政治儒学）、生活层面（生活儒学或民间儒学）、精神信仰层面（信仰儒学）。政治儒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信仰儒学的建构难以实行,复兴儒学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生活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层面的作用。从文化的延续性、儒学的超越性、实践性、包容性等方面分析考察,儒学存在复兴的契机。然而在基础改变、传续断层、多元冲击的情况下,在精英化与大众化、知识化与信仰化的两难中,儒学的发展还是面临外部和自身的诸多困境。儒学复兴,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是近年兴起的“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诸般思潮中的一种。在“哲学”式微的现代,“生活儒学”执持于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进路复兴“儒学”,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如何理解“哲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如何定位“儒学”中的“生活”观念,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儒学的三重向度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儒学全方位地参与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贯穿心性、政治、社会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和生活儒学的三重向度.儒学三重向度的互动与整合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价值基础.     

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亦僧亦俗话人生——试论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丰子恺文艺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儒佛融通的视角切入,考察了丰子恺对于人生价值、人生境界、人生修养的看法,揭示其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他的文艺创作的影响。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晚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 ,对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 ,范成大的出处风范在当时便受到了士林的推崇。本文以他晚年归居生活为研讨对象 ,意在探寻佛道思想对其人生思想和出处态度的影响 ,揭示其精神世界中“三教融合” ,且“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格局和在现实中追慕放浪丘壑及歌酒欢娱的怡情生活     

20世纪中国儒教的展开

20世纪前50年,中国现代新儒教分别在新理学、新心学和儒佛会通三种形态中展开;1949年以后,港台新儒家兼融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宋明新儒学的新心学,而大陆的新儒学教在前25一度毁灭之后,在后25年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儒教学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命智慧,发挥精神家园的功能,就必须超越形而上学,把握时代精神,化解社会冲突,转换研究方法,思想框架、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在创新中实现转生。     

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无常思想的差异

感叹人生无常是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无常意味着灾难,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生离死别。中日两国古典文学对于“灾难”的起因和“生死”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用儒家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无常是社会的各种弊端造成的,而后者则用佛教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灾难是无常世界本身造成的。对于“生死”,中国古代文人“忧生”,日本古代文人“崇死”。     

孔学天道观与古罗马自然法之比较及其当代启示

古罗马时代西塞罗与奥勒留的自然法思想与孔学天道观有会通之处,但两者貌似而神异。在本体论上,自然法有实体而孔学天道是神无方而易无体;在人生观上,自然法以人从天,是消极的,而孔学人能弘道,乃阴阳相交的活泼生机下的积极人生;在自然观上,自然法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孔学天道是参天地,育万物。因此,孔学虽不是古罗马自然法,但更适合中国之发展。     

论儒学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传播与发展

孔子自创立儒家学说以来 ,儒学即以其仁、礼互补的人文精神传播华夏。儒学之所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 ,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开放性的学术品格 ,兼收并蓄 ,从而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