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四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诗艺比较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用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思维方式观察现实,思索人生,探究宇宙哲理,自成一种含蓄、冷峻、深沉的诗风”。尽管它具有明显的“现代诗风”,但由于这个流派的大多数诗人没有经历过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一开始从事新诗创作“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九叶派诗歌的时代性及其对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突出贡献

文学艺术的民族化,不仅要在形式上体现本民族的审美欣赏习惯,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情感、精神文化上体现本民族的心理,反映时代社会的主旋律,这是对文学艺术的最终要求,也是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最终目的。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正是秉着这样的目的,他们继承了李金发、戴望舒开创的现代派诗歌的传统,把西方现代派诗歌这种外来诗歌艺术形式,与我国传统诗歌及现代新诗的美学原则结合起来,尤其是与40年代特定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现代派诗歌推向了成熟的高峰,最终完成了现代派诗歌的民族化进程。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

从中国30年代现代派的诗艺来看,显然是和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当年《现代》主编施蛰存函致望舒:“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诗,现在所有大杂志,其中的诗大都是你的徒党。”任钧认为“现代派”的名称仅与《现代》杂志有关,他们实际上是象征派。事实上,现代诗派也和李金发一样,都是推崇法国象征主义的,只不过象征诗派并没有完整把握西方象征主义的真正精髓,也没有把象征主义与中国民族生活很好结合起来,因而创作的象征诗更多地停留在外部形式与技巧的模仿上,其艺术成就不能说是很大的。特别是其晦涩、神秘、看不懂的弊端,大大地败坏了象征诗在读者中的声誉。正如杜衡所说的,“我个人可以算是象征诗派的爱好者,可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一派里几位神秘意味的作家,不喜欢叫人不得不说一声‘看不     

系统性的研究与开拓性的探索──《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评介

伴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五四时期的中国诗坛，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受了西方艺术的馈赠，孕育出与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并存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以二十年代象征派诗歌的诞生为起点，经过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的探索，至四十年代九叶诗派的全方位开拓，形成了一个包括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在内的相对完备的系统。然而，直到今天，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视为一个相对完备的系统，并进而进行整体的系统性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尤其是注重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的联系、影响的考察…     

论京派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涌现出一批具有现代性意识的青年诗人。这些现代派诗人中,不少都属于京派或者和京派有密切的渊源。这群诗人在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吸收中表现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强烈的创新意识,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进行了很好的借鉴和创造性的转换,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无论就诗歌现代性表达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无论就诗歌的哲学意蕴还是艺术生命体系而言,京派诗人所做出的成绩比起同时代的同行来说是一点都不逊色的。     

彭燕郊后期诗歌理论与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影响

在彭燕郊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存在着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七月”诗派时期 ,由于受到鲁迅和“七月”诗派同人的影响 ,彭燕郊的诗歌创作已经不自觉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萌芽。解放后 ,尤其是从 80年代以来 ,诗人更是自觉地、系统地梳理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使其独特的诗风得以成熟。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诗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思考的诗、通感的诗、散文的诗。     

《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简评

由延边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是潘颂德同志在写作《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此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为给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历史的借鉴而撰写的一部富有特色的著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当代诗苑也广泛引进了西方诗论诗作,许多诗人从西方诗作中汲取了有益的艺术养料,从而开创了当代诗坛的新生面.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当代诗坛上出现了“全盘西化”倾向.一部分诗人与诗论家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派诗歌与诗论.他们轻视乃至蔑视我国民族诗歌传统与“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诗歌传统,主张诗与政治绝缘,要求诗淡化生活,一味地追求“自我表现”.这样,近几年来我国当代诗坛从理论到创作,都出现了倾斜.     

康白情与早期象征派诗歌的联系

中国现代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探索的基础上,经过诸多早期白话诗人艰辛的尝试才得以成形,其中诗人康白情的大胆创造精神广受赞赏,但“尝试因素鲜明,艺术相对欠缺”几乎成为定论,由此长期无法得到评论界的重视。然而康白情等早期白话诗人的创作尚处于中国现代新诗的襁褓期,创造、突破、尝试中确实存在草率和急躁,但研读其诗及诗歌理论便深刻地体会到热情背后的理性探索。康白情提出“诗是贵族的”、强调创作对于象征及意象的运用等诗歌理论为后来早期象征派诗歌理论奠定了基础,其诗在具体创作中着意色彩的刻画和暗藏式的表现性描写都在早期象征派诗歌创作中有对接。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邹水旺“九叶诗派”是在我国四十年代形成并臻于成熟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它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九叶诗派”的诗人兼理论家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谈到“九叶诗派”的形成和艺术特征，他...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象征主义与意象主义诗歌之比较

象征主义(Symbolism)和意象主义(Imagism)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两大流派。象征主义诗歌(亦称象征派)被视为开创西方现代文学的滥觞;意象主义诗歌(亦称意象派)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一场革命”。显而易见,它们在西方现代     

传统的重铸与再造——台湾1970年代现代诗诗潮的精神走向

1970年代是台湾现代诗的一个转捩点.前行代诗人戮力开拓,继而新世代诗人以“团体”姿态崛起;同时外省诗人与本省诗人交相辉映,并行互动,精彩纷呈.他们的创作既承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精神,又促成了1980年代现代诗多元化的展开;不仅融会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的诗歌理念,还扭转了现代诗晦涩冷僻的诗风,实现了对传统重铸与再造的精神转向.     

戴望舒诗歌的民族化走向

戴望舒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派诗人,他走过了一条西化、进而民族化的道路.文章从戴望舒诗歌意象选择以及相应的音乐性的民族化倾向考察,发现戴望舒追求的艺术形式以及审美意识与西方现代派保持一定距离而坚持民族化,而这正是戴望舒诗歌获得独特韵味而最终走向民族化的原因.     

论戴望舒诗歌与屈骚的艺术联系

戴望舒的诗歌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双向催生、共同化育的结果,前者使戴望舒的诗歌获得了超越传统的现代品质,后者则使戴望舒极具现代感的诗篇拥有一个传统文化的深广背景。在这个背景上,屈原《楚辞》描下了浓重的一笔。一、语词和意象的吉光片羽现代诗人戴望舒在运思立象时对屈骚的语词意象多有借鉴。最典型的是他的名字,这是关于诗人与屈骚联系的一个最直接的例证。诗人原名梦鸥,“望舒”是他在开始文学生涯后为自己取的笔名。《离骚》便是这个笔名的渊源所在:“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不仅戴望舒,当时与戴望舒、施蛰存…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为了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叶维廉文集》序

叶维廉既是杰出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的诗歌源于五四新文化传统,承接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余脉,开台湾现代派诗歌一代诗风,贯通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他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以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为起点,继而突破文学、哲学、语言和历史的边界,走向跨学科、跨文化的传释研究。他的理论研究中渗透着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与灵感,独具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以及比较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历程

如果说从胡适的诗体大解放论，中经新月诗派的格律试验，到现代派承续象征派的对于诗的内质美的追求，是属于诗歌这一文体向着现代形态的转换；那末２０世纪新诗还有一脉大的发展，这便是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对于诗歌社会功能的要求而产生的大众化发展方向及由此而引导出的民族化追求。从对一个世纪中国新诗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上说，比之前者，这无疑是一脉更为重要的发展。在诗歌大众化的走向中，交织着五个方面的矛盾：引进西方诗体及技巧与发扬中国诗歌传统的矛盾，诗歌作为宣传与作为艺术的矛盾，眼前斗争的需要与长远的艺术价值之间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