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就业与农民增收

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并不完全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所揭示的发展进程中的就业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这一特征 ,整个过程充满着城镇失业的存在与庞大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 ,研究城镇失业问题不能仅仅囿于对城镇和现代部门的关注。本文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状出发 ,通过分析城镇就业与农民增收的内在联系 ,说明增加农民收入和开拓农村市场是扩大城镇就业的门路之一     

假如种地等于就业——基于就业视角下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对农民生存、发展而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就业的主要岗位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对农民还具有基本社会保障功能,许多农民利用农闲到城镇就业,当农民失去工作回到农村后,仍有土地耕种,生活依然能够得到保障。然而当前土地提供的就业既没有给农民带来足够的收入保障,也没有给农民带来相应的养老保障,农民的就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就业。能否有效保障种地农民的可持续性就业,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重点攻关的民生课题之一。如果国家承认农民种地即就业,那就应当给农民提供与就业相关的一系列待遇和配套保障。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思路：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陷入持续低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滞后。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载体。不过，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推进其发展，以促进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     

减少农民与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财政学思考

减少农民是直接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重大战略,是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有效途径,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地方应怎样突破,政府有什么作为,财税政策应如何导向,将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重点.     

对山东省农民增收相关因素的系统分析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看,影响山东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大量的。要分析并进一步找出其主要因素,有必要将影响农民增收问题放入“一时因素和持久因素”、“农民收入的形成实现分配与消费”,“城乡二元结构”、“微观与宏观”、“国外和国内”五大系统进行剖析研究。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几点思考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才能避免它在经济发展中产生负面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它的对策主要有提高农业竞争力,发展规模经济,调整国民收入格局等.     

现代农民形成的三个维度分析——基于就业选择集的视角

以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形成本源为出发点,对两者的本质进行识别,发现两者拥有不同的就业选择集合,现代农民拥有多个选择机会构成的就业选择集合。在此视角和逻辑起点下,从选择机会、选择能力、选择条件三个维度出发,揭示现代农民形成中非农就业机会增加 劳动力择优转移下农村人口代际优化 农业的企业化和农民的选择性就业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和作用机制,从而展现出现代农民的演进规律和形成路径。扩展的就业选择集合意味着对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基本前提;农村优质劳动力率先的非农转移,导致农村人口生产的量质转型和代际优化,形成现代农民能力提升的内在路径;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促进现代农民成长以及农与非农就业工资的收敛,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条件。据此,建议助推现代农民形成,政府应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以扩展其就业集合,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入以提高其选择能力,提高农业收益、促进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以转变农民的农业择业条件。     

关于推进农民就业企业化的若干思考

针对目前农民严峻的就业形势，从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农民进城打工局限性的日益凸显、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要求、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等多个视角，分析了我国推进农民就业企业化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进一步拓展农民就业企业化的四条途径和必须高度重视的四个问题。     

关于绍兴市农民增收途径的调查分析

以绍兴市属五县 (市 )农民收入增长情况为调查对象 ,分析五县 (市 )农民收入增长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并提出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相关措施     

农民增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

基层组织在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民增收缓慢成为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核心问题,而入世后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笔者针对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现状进行剖析,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差距的新趋势——基于雇佣合约的视角

我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多样.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回归、分解和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展开实证分析,考察在不同雇佣合约下工人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区分不同雇佣类型工人的收入差距是市场有效性的反应还是市场分割带来的租金.回归结果表明,雇佣合约期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不同雇佣合约关系下的工人收入决定机制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分解发现,在均值和不同分位数上分割效应对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始终高于禀赋效应,即不同雇佣合约类型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本文还采用分层倾向值匹配去除可观测的样本选择偏差,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不同雇佣合约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     

产品差异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增收绩效

利用对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收入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并且引入和考察了合作社的产品差异化服务。结果表明,在合作社因素中,合作社年龄、资本额、理事长非普通农民背景、合作社资金服务、产品差异化服务对成员产品净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成员经营因素、个人因素对成员产品净收入也有显著影响。从成员经营因素来看,产品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种植业、投入成本对成员产品净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成员个人因素来看,户主受教育程度、村干部或非农等特别经历、喜好风险的程度对成员产品净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

依据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收入和参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就业倾向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教育、培训、技术等级和工作经验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务工时间2年以上、接受一般培训或者具有技术等级的农民工比相应对照组农民工的收入高出20%、9.30%、11.49%和7.60%;教育、培训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技术等级或者接受培训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发生比是相对应参照组进城务工人员的发生比的2倍左右。     

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差异——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借助Heckman模型、交互模型对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收入效应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就业特征差异后,就业稳定性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控制选择性偏差后,就业性稳定的收入效应仍然显著.就业稳定者的收入比就业不稳定者高出20.2％.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流出地、流入地的推拉力显著影响着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收入效应.     

农民工就业与生存权维护的分析

就业是生存权的基础。我国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就业结构性矛盾、就业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导致他们生存空间小、生存难度增加和生存状态不稳定。政府应从拓展就业空间、提供就业培训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促进农民工就业,维护农民工的生存权。     

农民收入增长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农民收入增长波动既有政府的政策行为所致 ,也有农村生产方式的原因。要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必须落实政策、完善制度 ,积极推进现代农业经营方式 ,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78--2004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增长状况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变化存在滞后性。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民收入的低效。由此提出建立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重塑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加强农村信贷的政策支持建议,以期提高农村金融支持农民收入的绩效。     

论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

农民增收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主题。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已进入一种缓慢发展状态,这其中有制度方面的原因。该文论述了影响我国农民增收所存在的制度的因素,提出了制度创新的建设性意见。     

确保农民稳定增收要有新视野

当前,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从深化农村产业结构和各项制度改革、克服制约农民增收的内外部因素及采取各项配套措施等方面着手,使农民稳定增收落到实处。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