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40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

晚清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恶化是帝国主义(尤英国)侵略西藏的产物。西藏与中央政府间矛盾的萌生开始于晚清英国侵略喜马拉雅诸山国之时,此后英国的两次侵藏战争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矛盾,乃至到联豫后期,只能借川军入藏稳定局     

西藏地方与清王朝早期关系的历史演进

17世纪前期,西藏地方与清王朝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互遣使者到隶属统治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迅速地自然演进的。它是由中央政权更替的历史局势决定的,也和满、蒙、藏文化的相似性、相融性是分不开的,是当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特点

由于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而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而当时的满族人数很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日的地协调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蒙古族、汉族、藏族在清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则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这是由不同民族关系在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决定的.     

从礼仪之争看驻藏大臣同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关系

<正>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时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济美嘉措为首的部分噶厦政府官员,趁清廷更换驻藏大臣之机,制造了所谓的“驻藏大臣与达赖争坐次案”。本文拟通过对事件始末的剖析,勾勒出这一问题的轮廓,以待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从清朝与七世达赖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

<正> 第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生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终年五十岁。他生在西藏多事之秋,历康雍乾三朝,一生坎坷。从清朝怀疑他的达赖喇嘛地位,到正式册封、尊为西藏宗教领袖,最后授权亲政,全面管理西藏政教事务的过程,反映了清朝根据当时西藏政治形势变化的实际采取不同施政措施的三个     

从一个重要视角审视历史——《历辈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评介

《历辈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一书是从一个重要的视角研究西藏历史以及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的一部著作,通过对其著作的阅读,可以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西藏历史的发展轨迹,深刻认识西藏的历史地位。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总结与借鉴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并进一步做好对西藏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词汇看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

本文从词汇角度探讨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客家方言的大本营——闽粤赣三角地带,与赣方盲区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在社会历史上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语的七大方言中,它们又以语音上的雷同而著称.然而,词汇方面却显示了较大的差异,很多基本或常用语词两者有别.文章主要从横向的渗透关系和纵向的渊源关系探讨了这个问题.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从互文性看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互文性概念对传统的翻译观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翻译被认为是一种互文活动,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因而是一种互文关系。然而,由于对互文性的理解不同,应用互文性探讨翻译出现了两种倾向。在分析这两种倾向的基础上探讨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关系,并指出互文性视角能够改变人们对翻译和译者地位的认识,有利于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     

什么是物——从关系的视角看

物与人一样都是超越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关系性存在,也正是因此孤立的物或人都仅仅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所以物和人的名称之不同只是表明它们具有不尽相同的分析特征,而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异质的两种存在者。人不可能遭遇完全的非人,就如同物不可能遭遇完全的非物。物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的作用力不具有感知的能动性特征。但非能动性与能动性的划分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抽象,是一种概念化的策略,因为如果没有非能动性的内在支撑,能动性将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反之如果排除能动性的存在,非能动性也不可能在世界的复杂性中到场。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困厄中的挣扎:清朝中叶之后的马政

马政是满清立国的重要基石之一,曾一度辉煌,嘉、道以后走向没落。是传统政治、军事的最后辉煌造就了马政的最后兴盛,专制制度内在的机制性腐败促使马政和其他领域一起走向衰微,军事、交通、通讯技术的近代化则使马政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中的地位迅速跌落。马政的兴衰决不仅仅是马政本身的问题。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清季恢复枢臣副署制度及其影响

宣统帝登基伊始,摄政王载沣即制定了军机大臣副署谕旨的制度。前人对此研究较少。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对清季皇权生态有更深刻的了解,也可藉此体会清季官民共同参与的宪政运动,认识西方近代政体制度移植中土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曹操集权而未篡汉自立辨析

东汉末年,身透乱世的曹操以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迅速崛起。他运用以军谋政、以政制军的谋略,军政相互为用而谋取实权,逐步铲除群雄,控制东汉王朝。进而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把持朝政,封公建国,设天子旌旗而不为天子。曹操建立了自己的集权统治而为什么没有篡汉自立？其原因在于：１．他认为轻易废立,为天下大不祥之事。２．世受汉恩,使他不敢轻言废立。３．曹操以扶汉而不篡汉倡言天下,自食其言,多有不便。４．控制汉室,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己凌驾于刘备、孙权之上而无降低自己地位之虞,同时也否定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当然,如果条件成熟,曹操还是会篡汉自立的,只不过天不假年而已。曹操死后数月,其子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就是明证。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承德开发与清康熙帝治边思想的形成

随着庄田的建立和开发,承德这一塞外荒漠之地,生齿日繁,谷田丰产,为八旗军北上木兰秋?提供了物质基础,为避暑山庄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避暑山庄的建立,是训练八旗、控制蒙古、加强北部边防之需,清康熙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又促进了承德的进一步开发,使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清康熙帝在北巡中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边政策,形成了独特的治边思想。     

晚清民初中央权威衰落与诸马军阀崛起述论

发端于甘肃河州的诸马回族军阀，是影响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以来甘宁青乃至西北政治与社会的地方军事政治集团，近代以来的中央政权经略西北，不能不将该集团的存在纳入政策与策略的考量之中。文章将探讨中央权威衰落背景下的诸马军阀崛起历史的轨迹，以及决定其崛起的诸种因素。     

再论清代东北的旗、民管理体制

清代东北管理体制是东北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探讨中,产生了旗、民分治、合治,以及军府建置等众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莫衷一是,实际上,并不存在200多年不变的制度.笔者认为,清代东北三将军辖区的管理体制各不相同,并不能一言以蔽之.简单地说,黑龙江将军辖区,以军府体制从始至终;在吉林将军辖区,雍正及乾隆初年,旗、民分治的体制乍现即逝,亦演变为军府体制;盛京将军辖区以旗、民分治为管理的根本原则.但即使是在盛京地区,也不排除旗、民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