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与治理

风险社会是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一个新课题。在日益繁荣的现代社会,其风险性特征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期的高风险性,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本文从国际关系和风险社会的时空角度指出,风险社会的产生有着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它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常态趋势。而就其表现形态及其影响来看,风险社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全面、不可回避的,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重视这一问题的出现,努力建立有效的防范应对机制。     

论风险社会人造风险的政策防范

人造风险当下已成为风险社会最主要的风险,目前它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甚至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掩盖着.一方面,人造风险具有"脱域"、不可计算、不可预测等特点,使人造风险本身表现得越来越难以防范;另一方面,防范风险的公共政策越来越容易失灵.政策防范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如经济发展了、科技进步了、制度完善了,就能减少人造风险.这些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防范风险的政策制订.风险防范政策的再造应以协作的集体行动为基础、以协商的社会参与为突破口、以人本的科技发展为方向.     

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的社会风险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新帝国主义"的渗透性侵略和极端事件的破坏性冲击,给我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带来了挑战;跨越国界的生态恶化和疾病传播带来的风险;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文化安全问题凸显。     

网络社会风险规律及其因应策略

网络社会风险即网络社会的社会风险,是网络与社会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类社会风险。网络社会有其特定的风险规律,这些风险规律主要包括信息分化规律、信息污染规律、空间分割规律、身份隐匿规律和虚实共振规律等。网络社会风险规律的因应策略主要是：第一,推进网络社会建设,筑牢网络社会风险防范基础。重点应推进结构型网络社会建设,加强功能型网络社会建设。第二,创新网络社会治理,建立网络社会风险控制机制。关键要优化管治型网络社会治理,拓展服务型网络社会治理。     

熵:风险危机管理研究新视角

"风险"和"危机"同自然科学中"熵"的概念内含一致,可以移植并运用"熵"的概念及其相关知识来研究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如果系统的熵即无序性已经增大到临近极限的程度,任何小事件都会突破这一极限,引起系统极度紊乱而不能正常运转,所以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系统的熵即无序性的监控.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既可能减少不确定性、无序性,带来熵减效应;也可能增加不确定性、无序性,加速熵增过程.公开公共信息,揭露惑众谣言,是防范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必要前提.应急管理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系统的"乱"象进行快速的治理.将社会系统的"无序"转换成"有序".为此,有序程度最高的军队的介入、负责维护秩序的政府的主导.以及类似自然界中"自组织现象"的公共治理,都是极其重要的.     

全球化境域中的风险社会

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全球化既加速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给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风险,使人类正在步入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与传统社会风险不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模糊性、全球性、更广泛的关联性、平等性、不可控制性等特点.当前,我们必须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积极开展风险的全球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发展.     

新社会风险: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服务业崛起、妇女就业增多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风险,对以传统社会风险为主要考虑的战后福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新社会风险视角是对以降低福利支出、缩小国家作用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紧缩"政治的超越,它对转换社会政策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关注新社会风险的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城市群背景下社会风险综合分析框架初探

随着城市群成为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导模式,人口大规模、高密度向城市聚集不可避免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本文在社会风险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城市群的社会风险特征,提出新的综合性的社会风险分析框架——"PIETINC"(人口-产业-环境-技术-制度-规范-观念)理论模型,并结合东日本大地震、上海高层公寓大火和北京交通拥堵三个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城市群地区社会风险防范应注意的几个方面:社会风险应对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制度、规范、观念三个要素是应对社会风险的基础;人口与产业的合理布局是避免社会风险发生的重要方面,技术应与人口、产业大规模、高密度聚集的特性相匹配;应对城市群社会风险应当采用多学科融会贯通的思路。     

风险时代的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功能,是要有效地应付各种社会风险;现代性方案下展开的现代社会工程试图以理性建构的人为秩序来消除不确定性、消除风险,但这种努力却产生了不可控制的意外后果或副作用;这种意外后果或副作用的累积是今日之风险的主要来源;风险社会之风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风险是自反性现代化本身的产物,风险已经全球化,风险的承受和应对主体已经个体化;与这些特点相应,风险时代的社会建设在方略上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援用并坚持"辅助原则",在坚持个体本位性的基础上重建"社会",激活积极公民权.     

转型期我国体制型风险的成因及其治理

本文从社会风险类型学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主要社会风险——体制型风险,聚焦其内涵、成因和表现,提出在体制型风险治理路径选择上,应建立社会风险行政问责制度,推动体制重建来促进机制更新,从而实现风险的治理;在体制型风险治理模式上,应从"冲击一回应"模式向"预防一主动"模式转变.     

技术风险的规避是一种悖谬——以风险社会理论来看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新的风险逻辑,给人们重新审视技术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与传统的技术"副作用"理念不同,风险社会语境下技术的不确定性后果被认为是一种现代制度发展成熟的正相结果.全球化进程中的"个体化"趋势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而人类并非万能的拉普拉斯妖,因此技术风险的规避就只是个悖谬.对这种悖谬的探讨,更重要的是要发现与彰显潜藏其后的一种能够指引人类走出困境的新思想.     

论现代风险的扩张与分配及其对风险治理的启示

现代风险社会的来临促进了人们风险意识的发展,用"风险"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全面、深刻地把握现代风险的本质、扩张及其分配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应用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机制与放大效应

从建构论的视角来看,风险的社会建构存在着一种社会放大效应.真实信息匮乏催生了无端的焦虑,社会信任缺失加强了"一坏百坏"的污名心理.信息是风险放大的关键因素,找到放大的节点,将真实信息通过不同渠道频繁重复、详细而准确地描述,可有效地预警和化解风险.     

技术风险时代的新个体伦理责任结构

在风险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生活重要因素的技术时代,以后果确认责任承担方式的责任伦理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表现出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状况。这种状况的产生,不仅表明了技术时代风险的人为性、结构性、不易控制性、潜在性等特征,而且也表明了责任伦理本身的抽象性、建构性及远离人生活的现实性等特征。个体主体作为伦理责任的真实承担者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个人,只有个体伦理责任能力的生成及个体伦理责任行为的落实,才能从根本上使责任伦理规避风险成为可能。在技术风险时代,个体伦理责任是全面的、丰富的,它不仅表现为个体主体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责任,而且也表现为对自然及未来人的责任。新个体伦理责任是以个体主体对自身责任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新结构,具有自然、社会、价值三重向度的生态合理性。     

论现代化发展的社会风险与代价——基于风险社会视角的分析

风险社会概念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描述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两个不同时期,即前现代与现代所遭遇的种种风险,即风险来源、风险特征以及风险存在形式。现代化发展的社会风险虽然主要来自"外部风险",但"人造风险"的问题严重存在。本文指出了现代化发展与代价支付之间的关联性,说明风险代价支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可以采用现代的社会管理手段去规避风险,监测预警风险,将支付风险代价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是现代化追求的"效率",同时也是我们走出现代化发展风险困境的路径。     

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表明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必然引发全球社会风险,必须对现代性进行更多的自省与反思.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结构源于内源性的感性秩序,转型期社会风险的总体表现和特征说明我国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风险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对风险的制度选择必须注意协调理性化设计与基层民众的深层感性意识的融合.     

混沌的意义 --为网络传播的"无政府"状态一辨

网络系统、社会信息系统和整个人类社会系统,都属于开放性的复杂系统.混沌与秩序协同共生是其根本特征.网络传播中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网络信息系统中的"适度混沌"."强互动性"是造成这种"适度混沌"的根本原因.在保证复杂系统富有弹性地因应其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发展创新的活力方面,"适度混沌"是具有良性功能和正价值的必要因素.     

个体风险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转型既包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包括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社会的危险,也面临着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同时,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其中,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个体碎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基点.个体的碎片化不仅带来了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同时也使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弱化.     

新兴宗教: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选择"

当今世界,新兴宗教遍地开花,其产生与教派领袖运作组织和动员民众的能力密不可分,这种能力与本土文化所蕴涵的宗教资源相结合,为本土新兴宗教的滋生提供了文化根源和社会心理基础.新兴宗教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现代性断裂"的一个重要后果--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合法权威(专家系统)缺少认同.对合法权威认同的缺位,就意味着人们需要寻找新的认同,新兴宗教就成为人们在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选择".     

西方哲学史上两种风险观对当代风险社会研究的影响

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风险观,即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甚至两个极端,一直影响着人们对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的理解和应对,直至20世纪在西方兴起了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传统风险观对当代风险社会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的视域上和现实问题的应对与解决的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