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毛泽东的“人情观”

近日,仔细翻阅《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对毛泽东那种严以自律,不循私情,“公交以公交论,私交以私交论”的做法,感到由衷地景仰和钦佩!这里试选两例。例一:建国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成立了国家文史研究馆,照顾安排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名宿,使他们不仅有个领工资的地方,还可     

《六经奥论》作者与成书考辨

有关《六经奥论》的作者和成书是一桩公案。通过全面考查,《六经奥论》为改编署名“二郑”的《六经雅言图辨》而成,编定时间大致在宋末。《六经奥论》夹行小注中标注出处和所指部分元初已有,其阐明原因和意义的部分盖出于明初危邦辅祖父之手。《六经奥论》内容确与郑樵有关,但也有许多并非郑樵的言论,所以使用此书应该审慎。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早期道家的“德性论”和“人情论”——从老子到庄子和黄老

在东周子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的大传统中,说到人性问题,我们想到的往往总是儒家,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需要加以调整了。且不说在佛学世界中有一个复杂的＂佛性论＂①,就是在道家、道教的思想世界中,＂人性＂（可称为＂德性＂、＂道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视域,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和形态跟儒学、佛学有所不同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开始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者们注意的原因,其中围绕庄子的人性论以及特征、围绕唐代以来道教的＂心性论＂而展开的讨论相对多一些②。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早期道家＂德性＂和＂人情＂观念的演变和变异,更具体地说,主要是想讨论一下早期道家思想史中＂德＂、＂自然＂、＂天＂和＂人情＂等几个概念,看一看这几个观念在同其他观念的紧密关联中,是如何从《老子》开始并向《庄子》和黄老学的不同方向演变的。这样做,当然是首先设定了《老子》（包括简本）是处在这一演变链条的开端,而《庄子》和黄老学都是之后的产物。从《老子》之后,道家思想以放射状分化而形成的多种谱系和儒家一样是十分复杂的,虽然东周晚期的思想家没有对道家分化出多少种支流做出概括。受思想内部自我扩展的驱动,加上同其他学派的竞争和社会激烈变化的刺激,《老子》的一些概念在之后变得十分多样和丰富,这在有关人类本性及存在方式的＂德＂、＂自然＂和＂天＂等概念上看也同样如此。     

苏洵的“长议论”与“好权术”

苏洵是一位以主要精力从事议论文写作、并以议论见长的散文大家。就议论文在其集中所占的比例而言,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是首届一指的。苏洵的议论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语言古劲简切,风格纵横恣肆、气势雄放。同时,苏洵也以研究权术著称,其“长议论”是与“好权术”相互联系的。     

人情与法意:《井冈山土地法》文本性解读及其启示

《井冈山土地法》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保护弱势群体权益、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等方面的人情观,该法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党的政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具体的规定也存在不合理之处。该法给当代的启示是,在党的执政过程和国家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当树立正确的人情观;党应当根据时代的需求不断更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更好地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维护其合法性根基。     

李德裕《文章论》考证及其文学观

《穷愁志·文章论》集中地反映了李德裕的文学观,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但其真伪问题,后人却有不同看法,而在内容的具体阐述,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章论》以及李德裕代表的文章观。首先考证了《文章论》的真伪,认为当属李德裕所著;其次辨析《旧唐书·武宗纪》中论及李德裕文学观的相关材料;最后,结合当时的文学思潮,分析了李德裕的文学观。     

揭开人情文化封建陋习的冰山一角——论《羊的门》对传统人情交往的反思

小说《羊的门》揭开了人情交往面纱,深刻地反思封建的人情文化陋习沉积的复杂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改革与法制建设的负面影响,而最终以六月炸雷似的震撼,宣示历史的胜利。     

先秦诸子论人性、人情与人欲之关系

人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人性问题的讨论又必然涉及“情”和“欲”的问题。先秦诸子关于性与情、欲的关系有以下几种主要的观点：一为以情、欲为性,认为人的情感、欲望是人的本性;一为以性为情的基础,情由性出,情是性的外现;一种将性与情相对立,认为情感的产生是性的丧失。这些观点对解决现代人的情和欲的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欧阳修喻苏洵文为荀子文问题

欧阳修喻苏洵文似荀子不见于欧阳修文章,这是否为"戏言"?欧阳修之喻乃就苏洵<六经论>的性恶倾向和峭硬文风而言;欧阳修不在文中说苏洵似荀子意涵很深--有四重原因.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实践论》与船山哲学

在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的认识产生可分为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即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以及真理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实践的相对性等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论》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都有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为夺取中国革命,尤其是为夺取当时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苏洵奇崛幽峭的古文风格

苏洵文风,不仅体现出纵横驰骤的奔放,也体现出奇崛幽峭的深峻。这种奇崛幽峭的特征既表现在文章内在的思想内涵上,又表现在文章外在的语言形式上。在文章创作上追求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的苏洵,不仅为文苦心经营,思致深刻,而且讲求风骨,笔力遒劲,语言上也追求新奇警策,不落凡俗,从而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古文艺术风貌。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谈王灼《碧鸡漫志》的审美标准--兼与颜飞林先生商榷

王灼于《碧鸡漫志》中提出了“中正”这一音乐思想。在王灼的心目中,“中正”二字其本意,实际上是谈乐律,而颜飞林却把这二字视为对词的审美标准,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其次,颜先生认为“雅”是王灼对词的审美标准之一,也并不无史料依据。再次,补充了五点为颜先生所忽略了王灼对词的审美标准。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论苏轼"庐山"诗的形象表现与哲理探索

苏轼“题西林壁”庐山诗共4句、28个字,是一首通过形象手法,揭示人生重要认识哲理,并具极深内涵、极大探索空间的古诗。诗人早在千年前就注意到主观对象在事物认识升华中的地位及作用,一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道出了事物变化不仅在客观事物的本身,而且还在观察者所处的不同地位的哲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提出了认识论中“山内看山”与“山外看山”差异的命题。诗人采用形象思维空间的跳跃思维方式,断然指出,类似“庐山”这么复杂的事物,你要想认识它,只有走山外看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