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传统文学史相比,文学口述史具有人民性、故事性和操作性.这种"活"的文学史不仅讲述鲜活、生动的口述史料和文学故事,而且展现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技巧.文学口述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口述史料的综合研究.如果我们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研究、记忆研究、媒介研究等.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口述史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三方面影响

近十余年来,中国现代口述史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一些著名史学家高度肯定口述史的价值,一些口述史学者热议"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一些著名文化史学者预言口述史将会引起史学领域的革命。的确,大量的口述史成果为当代中国文化增添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资料,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纵深研究、细致描述的途径,并有助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和书写范式的创新。     

论“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

随着"国史"研究的日趋繁荣,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也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是从目前总的情况看,该领域对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的引入和学科建设重视不够,从某中程度上影响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层次的历史透视和科学研究。本文仅就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大力开展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论述。     

底层记忆的口述历史研究

底层,这个无论存在于现实情境还是学术论辩中的群体,从来都是缺少声音,丧失记忆的.记忆是人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当拥有属于自身的记忆,社会也当通过这些记忆,对记忆的主体以关照.底层的记忆缺席引来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认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让缄默的底层说话,记录即将消逝的声音;在对记录资料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口述史料,是底层记忆的真实书写;在记录与整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进而拆解真相背后的权力秩序结构,为底层赋权与维权.     

《妇女闲聊录》——溢出小说边界的后现代文本

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从文体来看,完全是一部标准的口述实录,但作者本人、出版社、评论界都将其看作一部独立的长篇小说.口述体被小说借用缘自于后现代思想背景.后现代社会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手机等大众传媒的兴起,带来了信息碎片的泛滥,消解了纯文学以陌生化的自然语言为媒介并且包含具有精神深度的隐喻性叙事;而消费社会的泛审美化也消解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妇女闲聊录>正是通过林白的记录和作品的发表,使得木珍的原生态生活产生了"移位",让我们在"他者"的生活中感受了阅读的震惊和陌生化,从而获得了叙述的意义,也具有了文学性.     

非遗口述史系列之一：北川羌族水磨漆艺传承

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口述史对于抢救那些濒于失传的藏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独特价值。每位讲述者不经意间都会将自己的生活嵌入过往长时段的历史，以个体叙事的方式铺陈所属群体的文化传统。2016年10月，高梧教授对北川羌族水磨漆艺传承人朱红志进行了访谈。通过朱红志的口述，水磨漆艺的传承和现状及其个人的见闻感思得以呈现。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的热点审视及其态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口述史实践成果的不断涌现,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口述史”概念屡遭误用或滥用,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许多成果只停留于积累口述史料的层面,口述实践缺乏严谨的操作规范,口述主体单一。进一步厘清口述史概念,规范口述史的研究过程,加强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和业界沟通,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魂的再塑:乔臻有声语言艺术审美文化现象透视

汉语配音译制片在20世纪末的中国曾掀起过一股热浪,尤其是以乔臻为代表的为外语片(《魂断蓝桥》、《亡命天涯》、《叶塞尼亚》等)作的汉语配音,通过汉语有声语言艺术的创作,使外国电影人物获得灵魂的再塑,最终使这些国外影片成为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经典电影。乔臻以独特的有声语言艺术魅力为外国电影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品位,使汉语有声语言与电影艺术形象完美结合,达到圆融无碍、浑然为一、整体和谐的至美之境。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乔臻配音艺术语言的创作过程,探讨老一辈艺术家如何在有声语言创造过程中把审美认知和独特的精气神融入电影艺术并实现对外国影片的审美超越,从而获得有声语言魅力的艺术实践。     

电大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培养

本文简要论述了电大英语口语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舞台艺术歌唱的整体感觉

本文对演唱的艺术处理、把握基调、挖掘词意、歌曲的二度创作等在舞台艺术演唱中的作用及舞台感觉进行分析、论述     

王家台秦简《归藏》与先秦文学——兼证其年代早于《易经》

秦简《归藏》的筮辞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叙事型”和“隐喻型”。它们都蕴含有明显的贞卜“程序”,如前者中的“卜亓邦尚毋有咎”和后者中的“黄鸟”。筮辞中“程序”的存在暗示《归藏》与古老的口头传统密切相关:“叙述型筮辞”承续了前代的某些筮占口语,“隐喻型筮辞”则继承了原始歌谣的某些语词。从两种筮辞反映的不同思维特质上看,秦简《归藏》的产生年代应早于《易经》。《易》、《诗》等先秦经典文本与秦简《归藏》,甚至其它出土贞卜筮辞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亲缘关联,值得进一步探寻。     

汉语方言的语法化音变存在屈折词缀阶段

Hopper&Traught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化"斜坡"。其中屈折词缀阶段很多人认为在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但随着方言调查的深入进行,我们发现现代汉语中同样存在屈折词缀阶段,但表现与英语有所不同。     

论诗骚中的声音色彩——一个审美感觉发展问题的文本考察

本从美学、化学、语言学的综合视角，结合现代统计学方法对诗骚中的声音、色彩作穷尽性考查，发现了一个被历代研究忽视的事实：《诗经》中富于声音描写，楚辞重于色彩描写。从而勾画出一条学中审美感觉发展的轨迹。得出了与李泽厚的先色后声的审美产生不同的结论。     

英汉音义联系的异曲同工

从书写符号来看,英语属于表音字母文字,汉语属于表意象形文字。但是从有声语言角度来看,二者都是表达语义的语音符号系统。英语与汉语音义联系研究一直各成系统,各自为政。对两种语言的音义联系研究进行系统的对比后,相隔万里的两种语言系统呈现给我们的竟是遥相呼应的异曲同工。     

建国后新诗格律探讨的回顾与思考

通过对建国之后几次新诗格律研讨所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条件下重建诗歌格律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应是重建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唯一语音标准，对现代汉语声调重新进行科学的平仄划分是建立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首要条件，现代汉语诗歌格律应当是对近体诗格律的扬弃与发展。     

影响英语专业学生口语能力因素的语音学分析

如何提高英语专业学生口语能力是高校英语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语音学角度阐述了影响学生口语能力的重要因素：英语单个音素普遍存在的发音错误、被学生忽略的不完全爆破现象、连读现象、单词弱读式和音变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