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测量与分析

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而对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对江苏省八个城市的735份调查问卷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七个因子,即心理感受、工作与家庭和谐、工资收入、获取帮助、就业歧视、参与管理以及健康安全。并在性别、教育程度、单位性质以及行业间进行就业质量对比,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方面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措施。     

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我国城市化的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建立一套客观、全面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是对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评价和比较的基础。为此,需要建立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体系。     

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分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突出,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逐年增大,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中国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采取了农民工流动方式向城市流动,而农村居民和广大农民的素质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打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仍然无法改善其与城市居民在就业上的相对地位,因此,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是缓解在农民工就业压力的主要渠道。本文研究了当前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必然选择和大力发展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可行性,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发展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必要条件。     

从社会资本视角透视城市农民工就业

脱离熟人社会的城市农民工在就业环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其社会资本存量明显下降,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而且必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全方位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     

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青年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

青年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他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值得社会关注。文章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运用满意度测量工具对青年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37．0％的青年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和居住类型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     

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于城市社区视角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就业服务对于其实现就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在城市中较少获得就业服务.文章指出构建以城市社区为平台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需要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政策,厘清政府、非营利组织、农民工等与城市社区的关系,并提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的具体路径.     

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

本文依据两次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描述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的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也基本相同。从数量上看,三分之一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一个孩子,5%左右的青年不打算生孩子,希望生育三个以上的不足1%。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与变迁趋势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参考作用。     

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社会与法律因素探析——基于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表现为工作不够稳定,职业收入不高,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各项福利待遇的覆盖面不广。从社会与法律因素分析来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排斥、法律认知、组织参与等因素都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有一定影响,应针对这些影响因素采取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应对措施。     

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城市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社会过程中 ,会选择改变自我 ,融入城市社会和在城市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两种模式 ,全社会应采取措施使农民工阶层选择前一种模式 ,尽快完成在城市的适应过程 ,实现向市民的转变。     

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消除就业歧视的对策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尤为突出。尽管我们在解决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仍然存在职业培训欠缺、就业待遇歧视以及社会保险参与率低等问题,我们应该在制度上、法律上和思想观念上探讨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对策。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农民工的城市感知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换言之,农民工能否自觉形成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并完成从社会生活、行动到社会心理的市民化,不仅与社会制度、政策和农民工的城市物质生活状况有关,也与他对城市及城市居民的认知与评价有关。概括而言,农民工的城市知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民工对城市区位的感知印象、对城市居民的感知印象,以及对相关的城市制度、管理体系的感知印象。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感受,即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并影响着他们对城市心理认同。     

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与保障体系的思考

农民进城打工对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促进城市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克服和解决农民工的困难与问题,建立和健全其就业服务与保障体系,认真改善其生存状况和待遇,切实解除其就业后顾之忧.     

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就业问题与对策

少数民族青年就业，一直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经济快速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青年就业的环境、条件、愿望和职业选择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为少数民族青年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是需要我们面对的迫切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我区少数民族青年的就业形势不断严峻，解决青年的就业困难与失业危机刻不容缓。     

政策性就业歧视与农民工权益保护

政策性就业歧视在我国的形成是由经济、政治、意识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贯穿了农民工就业的全过程,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无法逾越的第一个障碍。政策性就业歧视的实行加重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农民工受到不公正待遇。消除政策性就业歧视可以通过推进制度改革、明确政府定位、转变城市居民的观念以及增强农民工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努力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