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利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法学领域,道德研究很少涉及权利问题.对权利问题的单一性理解及对道德权利的忽视,使我国的道德建设难以跟上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唯有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着眼,凸显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价值蕴含关系,方可在立法实践中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加以规范,对新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与义务属性与内容予以合理的规定.     

德沃金"权利论"解读

德沃金认为,在英美政治社会中,法律的有效性不是取决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而是源于人们对它的特殊的尊崇。这种尊崇的根源是权利,因权利使法律自身获得了道德性,而道德又给予了法律特别的权威,也给予了我们对法律的特别的尊敬。德沃金的权利论是在批判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其用权利独到地解决了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所不能解决的法律的有效性和法律的发展问题。德沃金所讲的权利是宪法中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德沃金看来是道德权利,而且是针对政府的道德权利。德沃金认为,在所有的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权利,政府应该平等地对待其治理下的每一个人,不应该有所歧视和区别对待。平等关怀与尊重的权利正是德沃金权利论的核心所在。针对当前中国不断凸显的社会公正问题,德沃金的权利论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道德权利如何为正当的权利体系奠基

让法律权利趋向道德权利的正当性,并以此明确权利的道德性,是建构具有普遍伦理本质的权利体系的基础环节.道德权利没有使人走向道德善的功能,却是禁止道德恶产生的工具,因为它是人们追求利益的自由,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公权力的界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异质性的存在,两者应当保持界限.道德权利对法律权利的价值范导以及它与法律权利的互释及其相对界划,使其发挥着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权利体系奠基的功能.在当今中国,道德权利的现实语境应为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的私权,此之为一种公共秩序意义上的正当,即一种人权.     

道德权利问题研究三十年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术界关于道德权利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1980年代中期,道德权利问题开始受到伦理学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和探讨的热点.在道德权利范畴能否成立或是否具有合理性,道德权利的含义、内容和特点,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等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最.在取得较大理论突破的同时,学术界关于道德权利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深化.     

共和前期古罗马国家的公民道德建设

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公民道德是公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守的基本道德,也是在享有社会权利的同时对国家和社会应履行的基本道德义务.罗马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古罗马人无论在儿童的教育中、法律的制定中、政治制度的建设中还是宗教生活中,都蕴涵了培养美德的意识.这些有益的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道德权利问题研究三十年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伦理学研究中存有一个"道德权利空场"。随着社会存在的变迁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完满发展,这一坚冰逐步被打破,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维度审视道德权利,在道德权利的学理合法性、内涵、现实意义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内在关联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道德权利的已有研究成果择要概括梳理,有助于道德权利问题研究的持续、深入进行。     

布兰特道德权利的内涵

准则功利主义代表布兰特首先通过对比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及对道德义务概念术语的分析得出了道德权利概念的深层含义;其次,布兰特对道德义务中社会道德准则与动机问题进行了简析,并认为遵守道德准则将成为人们尽义务的重要保障;最后,布兰特借鉴罗斯显见义务理论来指出了道德权利的相对性这一核心问题,使其成为化解功利与权利之争的一把利剑。     

关于人权和工程实践的哲学思考

“人权”专指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通过阐明人权的内蕴及其特性,指出在工程实践中必须尽可能照顾每个社会成员应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一、人权既是法律权利,更是道德权利人权特指人的权利。在一个特定国家或社会中,法律权利可以分别给予不同的个人、社团或地区,道德权利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和社会中也常常显示出极大的差异。但是,当我们提到人权或人的基本权利时,我们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时空和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自然权利的性质探析

就性质而言,自然权利首先是一项事实权利。它是人生而有之、在自然状态下本来就客观存在的权利。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权利,人们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自然权利便成为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这就逻辑地推导出:自然权利是国家、政府的起源和目的,是否保护了人之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衡量政府的好坏标准,此时,自然权利成为一个评价指标,成为一项道德权利。     

信用的法律约束与道德约束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问题的根本是围绕经济利益产生的。法律规定了权利、义务、责任,而利益规则却是法律规范制定的基础。信用必须依靠法律保护与约束,不然只是空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日益出现许多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信用问题,因此,相关的法律制定应具有一定"超前性"。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约束并不强求市场参与者都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但应遵守公平、公正、守诺等起码的信用道德,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不应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德法互动"以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和基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促使社会有序、健康地发展。与此同时,也应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反思道德性立法的方式及限度

社会转型期加剧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撕裂，立法日益成为道德失范治理的重要路径。通过立法强制执行道德会导向一种法律道德主义，这不仅面临着严肃的理论争议，而且稍加不慎还会带来道德强制的风险。立法具有实现道德法律化及通过树立道德范例指引行为的功能，这有赖于其是否以适宜的方式调整道德。私德或美德适合采取权利型规范，而公德或底线道德适宜以义务的方式来引导。在立法对道德保持开放的前提下，应充分尊重个体的道德自主性。在私德或美德的范畴内，公民享有一种做错事的道德权利，个体可自主选择过自己想要的道德生活。     

论人权的非道德性

从法律的公共道德性看,人权的道德性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体现出来,离开法律判断,人权的道德性不具有公共性。而在法律制度下,人权价值的取舍不完全受制于公共道德的要求,还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自由目标等本体论、认识论等因素的制约,所以,人权的正当性不完全来自于道德评价,人权也具有非道德性。人权的非道德性主要是强调人权的正当性应当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视角来考察。人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素的制约,人权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权离不开道德评价,但是,人权价值背后的利益冲突导致人权的价值取舍不完全受制于道德要求,人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考察人权的正当性基础应当关注人权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权的道德基础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人权的规范要求上,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来考察人权的特性,需要重视人权所追求的人格利益在现实中可以得到制度保障的实际状况和程度。人权性质过于主观化不利于人权事业的发展。     

城市生态权利:问题本质与现实建构

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等的动态统一,当代城市生态系统面临严峻挑战。城市生态权利是城市生态系统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石,其内涵可从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法理学等维度加以认知。城市生态权利是对权利主体权益与责任的规定与整合,其本质是对城市生态空间中人、自然、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确认、调整与优化,城市生态权利的实现需要生态权利意识、经济理性逻辑、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层转换。建立一种符合生态正义、经济运行规律、法律规制的城市生态权利话语体系,对于推进城市生态权利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下)——卡尔·威尔曼等美国学者对典型案例的道德推理

权利冲突是法治领域中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如何解决权利冲突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所要竭力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讲,通过立法和司法是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以美国学者卡尔·威尔曼的《真正的权利》一书中所列举的典型案例为据,系统地介绍威尔曼和其他美国学者"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问题"时,对这些典型案例的道德推理过程及其所阐发的精彩论证。这些道德推理过程及其论证和论点是笔者最感兴趣的部分,也是中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在研究和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较为缺乏的。通过这些推理,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有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问题。     

论边沁功利原则之下的权利理论

功利主义是边沁的核心思想,在这种功利原则前提下形成什么样的权利理论,对于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理论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权利源自法律,而非相反;权利是可以按功利原则进行理性衡量并确定的。这是边沁权利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兼论道德自律的社会基础

意志自由是道德自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据和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高扬人的自由,致力于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     

权利正当性的社会伦理思考

权利是法学的核心范畴,权利正当性是权利的本原.以伦理学视野来解析,权利正当性有其道德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权利要取得其应当有的社会评价基础,就必须具有正当性,缺乏"正当性"的权利是一种强权,甚至是暴力.我们发现,无论是利益自由,还是作为权利内容的主张、资格、可能等,以及作为法律权利的基本特征的认可和强制力,无不体现出"正当性"这个伦理标准的价值内涵.     

论边沁功利原则之下的权利理论

功利主义是边沁的核心思想,在这种功利原则前提下形成什么样的权利理论,对于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理论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权利源自法律,而非相反;权利是可以按功利原则进行理性衡量并确定的.这是边沁权利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理性的遮蔽与主体的迷失——对汤姆·雷根之动物权利论的再批判

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论既基于固有价值假设来论证所有生活主体(尤其是动物)的固有价值都要得到尊重,又通过只有理性人才能承担道德义务(从而使道德权利的存在成为可能)的理性人标准确立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生活主体(特别是动物)享有得到理性人尊重对待的道德权利,动物之间则不存在权利和义务。故此,雷根的理论运用双重标准完成了论证。然而,雷根遮蔽了其理论对理性人标准的贯彻与依赖,从而片面地得出只需具有生物学上的种种精神活动能力即可成为道德(权利)主体的结论。这就消解了康德主义道德理论所蕴含的能负担义务者才有价值的伦理意义,而导致道德主体理论在价值取向上的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