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

本文讨论了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最后,本文从改善收入分配、中西部地区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十二五"经济转型的必然性和动力机制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失衡性挑战,明确了未来"民富优先、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开放转型"的发展方向,提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二次转型的对策思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国际经济环境演变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

国际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因为内部改革,而且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东亚经济奇迹发生在冷战阶段,冷战使得这些经济体毫不费力地进入整个西方市场,同时又赶上了后来的超级经济全球化时代。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很不一样。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迹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居高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等。在国际层面,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结构性深度调整期。西方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稍微不慎就会发生重大危机。中国对内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对外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两个陷阱在目前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营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首先结合国家样本和国际经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路径,包括平衡需求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等。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步入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只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阶段。我国长期粗放型发展,造成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矫正结构失衡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和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基尼系数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存在吗?——人口红利与技术进步的视角

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仍备受争议。从概念严谨性的争议和统计研究结论的分歧两条线索梳理不同观点,可将统计研究的意见分歧来源归纳为统计维度、观测时距、收入区间的界定模糊。具体而言,仅从截面和时序的统计维度考察或者将观测时距定义在较短时期内,研究结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反之亦然;"中等"是泛指的收入区间,用来引导经济学概念容易致使判别差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学理依据是人口和技术红利枯竭,从这两个视角论述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是否成立,可以发现:将工资上涨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缺乏实践证据,是对刘易斯二元模型的过度解读;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技术红利枯竭并不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

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当前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趋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在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力消耗殆尽,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形成接续。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思路是从关注数量增加的“高速”增长转向质量型“中速”发展。路径选择是调整经济结构,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创新驱动;缓解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避免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困境。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世界·中国·长三角——未来二十年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研究

本研究报告从世界经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中国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研究视角,研究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未来20年可能处于的大环境.研究的初步结论表明:未来20年期间,世界经济将处于康氏长周期的衰退一萧条一复苏期;中国经济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长三角地区的上海都市经济圈有可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纽约都市经济圈的世界第二大都市经济圈.浙江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环境将处在一个不确定性增加且多变的时期,正视危机,抢抓先机,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关键.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从具体国家和地区来看,拉美等经济体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而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一是经济体内部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差距过大、政治不稳定、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等;二是资金和人力资源缺失导致的产业升级乏力;三是外贸过度依赖于海外市场,国内生产附加值低;四是金融风险、热钱涌入、资本外逃等外部风险较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发展教育、平衡对外贸易、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努力。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分析视角。新古典视角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支撑增长的核心要素不足。这一解释略显褊狭与静态,无助于理解当前面临的困局和启发改革的思路。制度分析视角则主张,经济绩效与要素供给最终都受制度安排驱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陷阱",支撑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之后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进一步进行制度改革。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金融与经济的强相关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分析金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金融体系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

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见解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逐渐凸显.借鉴世界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可以相信能够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也能通过采取建设有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与创新、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

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国家往往采取收入分化政策提升资本积累率,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获得需求支撑。但是,随着财富积累和收入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政策上需要做好两大战略转化：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这与收入分配有关;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这与技术创新投入有关。事实上,一些国家对外转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则转向了科斯的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导致经济模式和需求结构无法根据形势发展做出相应转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应做好两方面转换：在发展战略上,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在分析思维上,引入权力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