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论建设的文学史意义

民国文论的建设与发展,受到现代西方文化、文学及其理论思潮和明清以来的文艺变革思潮的双重影响,在整个建设理念和体系构建上,确立了以"人的文学"为理论基点和价值原则的"大文论"格局,通过对文论的范式、话语、路径、策略、规则等方面的探讨,建立起了一种以现代性价值为内涵的"崇高"类型的理论构架。民国文论开辟了中国文论发展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历史地位。     

“民国”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国视野"的出现,不仅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史学上,民国在时间上的确定性,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断代考察的可能;作为一种用"空间"结构文学史的新范型,可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正常的时空结构之中;而作为一个中性历史空间,可以避免"现代"抽象空间对"人"和"文学"丰富性的压制,从而可以最大可能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民国"为文学史研究加入了"空间"维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丰富局面。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对目前民国文学史话题的评析

民国文学史话题出现在学术界至今已有10余年,学人们主要透过"破"现代文学等史观以倾力于建树民国文学史观,但对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新文学等史观吸、弃关系,民国文学史解剖方式的实质、入史标准与内容评析者较少,本文试图对前述问题予以阐述,以求教于同仁。     

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返观与重构——“民国文学史”的意义、限度及其可能性

在民国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之中,重新梳理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细节,能够更好地呈现文学史的多副面孔。当然,此种命名背后所隐含的系列矛盾也得以相伴而生,部分问题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障碍。我们只有尽力还原当时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寻找一种真实独特的民国体验,才能重构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文学史编纂法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性。     

民国初期政府对待国权的态度

民国初年无论是地方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国权的问题上,都面临着进退维谷、取舍两难的境地：即惧怕列强干涉,又欲假借列强之威巩固势力,同时又希望能限制列强在华势力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权益。在这种双重矛盾心理状态下,民初政府在关于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对外交涉及其举措异常繁多,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措,不仅在民初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民国时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和重要影响。一上海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曾经指出,由于清政府丧失了大量主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民国初期北京饮食卫生管理初探

在清末近代京师警察机构成立之前,北京的公共饮食卫生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专门管理。京师警察机构成立以后,承担了北京公共饮食卫生管理的任务。民国成立后,京师警察厅成为负责公共卫生最重要的官方机构,在整个民国初期,其负责北京的食品卫生管理,在对多种公共饮食物品的监督、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北京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也成为全国城市公共卫生行政的典范。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

重写文学史的视域凸显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开掘民国资源的文化向度,民国社会和文化机制所建构的新型空间及学人的现代性体验,绘制了民国时期文论体系的话语风貌。现代传媒的蓬勃发展,为学人的文学想象提供了更加宏阔的公共空间,促使民国文论展现出认同文化传统和吸纳异质文化的多向的现代性体验。新旧并存的文论书写形态彰显民国文论开放兼容的文化特质,勤劬的民国学人勾勒了一幅充满历史张力的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镜像。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记者与驻华外国记者联合创建了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万国报界俱乐部等常设性机构,合作方式明显改变。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和全国报界联合会相继组织赴日视察团,对外交往的规模逐渐拓展。此外,中国记者两度出席世界报界大会,进一步密切了与各国记者的联系。在与境外同行的交流中,中国记者不仅扩充识力,推动报业进步,还以国民代表自居,以促进邦交为已任,使其活动颇具国民外交的意味。     

民国初期"家庭改制"的理论形态

民国初期 ,有人把改造封建家庭制度与改造中国社会联系起来 ,揭示了封建家庭制度是如何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源。这其中蕴含了文化革命的深刻意义。“家庭改制”既是一个理论、观念、学术问题 ,也是一个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问题 ,所以对它的评判和实践 ,需要理性思考和审慎选择。     

民国初期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近代以来,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民国初期,山西省公署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在禁烟和天足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使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同时在山西的垦荒造林、兴修水利和栽桑养蚕等事业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些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农业经济的发展。     

1933年的文学史意义

1933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很多文学史论著都提到了1933年的特殊意义,从历史当事人的叙述和评价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年的文坛涌现了不少非同寻常的事件和现象.1933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格局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1933年可以成为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参照点.     

“新时期沈从文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命题解释

本文先解释《新时期沈从文研究》概念,然后基于本人关于沈从文研究的学术成果的统计、归纳分类基础上,找出分析“新时期沈从文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这一新的命题的切入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的逐渐变化。     

曹丕“文气说”文学史意义的历史透视

曹丕"文以气为主"观点的提出,既是对建安之前文人以"气"阐释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前代文人对"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总结,也是对建安时代文人文学创作风习和评论文学风习中"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概括。它不仅表明了曹丕在建构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并且还蕴含着他对以前文学观念承继基础上的创新,开启了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来评价文学的新风尚,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孔融作品用典的文学史意义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从汉代文学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这些特征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彰显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是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二是在用典的方式上更加灵活多变,用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拓展;三是把文人的用典从传统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实质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