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话语系统的革新与译者的关系

中国文学话语系统生命力的持续更新、蓬勃发展、与时俱进，无一不是翻译活动带来的结果，是与译者的辛勤耕耘和汗水密不可分的。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从边缘化的地位经历了译者的隐身再到主体性地位的确认，可见译者正在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必将更进一步推动文学话语系统未来的发展。     

译者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长期受制于传统翻译观的束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翻译活动的文化转向研究,译者主体性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而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正体现了其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延伸形式——译作的作者。     

文学翻译中的美学视野

文学翻译是一种独特的主体感受活动。文学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审美活动和语言释义的过程,是译者主体性的创造产物,体现的是译者对原文的审美活动和意义解释,从而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和超越性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本质精神。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拉维夫学派的理论奠基人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ytem）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且对于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取向的因素作了全新阐释,认为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多元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当其占据主要地位时,译者往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当其处于次要地位时,则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天演论》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翻译高峰期代表作,严复在译作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符合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观点。本文拟结合《天演论》的翻译策略,以系统论中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图里和切斯特曼相关理论,探析多元理论视角下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特别针对译者根据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翻译策略的观点进行阐述。     

从边缘到中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翻译活动虽有所发展,但翻译文学仍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文章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原因,兼论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在文学思想、语言发展和形式库方面需要翻译文学来为其提供新的思想和文学话语。     

《论语》英译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分析了文学多元系统论的起源、发展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通过对《论语》的三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认为译者所处的文化地位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译者对待这一地位的主观态度是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     

试析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

翻译文学作为特殊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译者的诠释理解和语言转换后已经成为了相对独立于原作的个体,理应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学地位。翻译文学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有赖于译者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译入语环境中译本和原作者是真实存在的,而原文本和译者成为附庸,这无疑是一个悖论。译者的主体差异和主观诠释决定了译本和原文本质上的不同,译者通过赋予译本新的意义来占有译本。本文旨在通过对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来论证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     

从霍译《红楼梦》看规范与翻译策略之抉择

以霍克斯的《石头记》为例,分析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文化力量、意识形态与赞助人、意向读者和翻译目的、伦理规范等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抉择所起的作用,得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忠实”,主要是受各种非译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文学翻译一直是国内外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国间文化传播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文学翻译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从最初只强调原文作者及目标语读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到意识到译者地位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即译者从"隐身"到"显身"的过程。译者的显身,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不断得到认可和强调,主要指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包括译者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的确会影响译作的类型,应该强调译者的地位,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多元系统理论下《飘》译本的对比分析

《飘》自从1940年被傅东华译介到中国以来,已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本。通过对《飘》两种译本(傅译本和李译本)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虽然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译者的主体性也是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     

文化构建的生态翻译途径

翻译的文化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构;二是外建。纵观中国翻译史,翻译的文化构建功能还只是“单向通道”,只有内构,却忽略了外建。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化较量,需要以生态翻译为手段,提倡“译有所为”的翻译策略,积极推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生态翻译视域下的文化建构,主张在他文化中建立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的建立,需要在他文化中取得话语权力,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翻译文学经典化;二是“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生态视域下文化的建构,不仅重视“东学西传”,更提倡“东学西转”,以期补过拾遗,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文     

传神达意:翻译理论中的一朵奇葩

在文学翻译方面,我国本土翻译家们结合切实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些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汪榕培先生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总集《诗经》时提出了传神达意,翻译时做到了"以诗译诗,形神皆似",在传达原作的音韵美方面堪称模范。     

文化构建的生态翻译途径

翻译的文化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构;二是外建。纵观中国翻译史,翻译的文化构建功能还只是“单向通道”,只有内构,却忽略了外建。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化较量,需要以生态翻译为手段,提倡“译有所为”的翻译策略,积极推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生态翻译视域下的文化建构,主张在他文化中建立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的建立,需要在他文化中取得话语权力,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翻译文学经典化;二是“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生态视域下文化的建构,不仅重视“东学西传”,更提倡“东学西转”,以期补过拾遗,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文化建构功能。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翻译家研究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大批杰出的女性翻译家活跃在翻译领域.她们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在翻译方法上,她们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译文忠实流畅;在翻译风格上,她们温婉、细腻、多样.她们都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优越的家庭条件和良好的教养是她们成就的基础,优秀的创作才能丰富了她们的翻译技巧.尽管她们在翻译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她们的社会地位依然是边缘化的,她们应该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     

莫言“背后的外国女人”陈安娜——兼论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

瑞典翻译家陈安娜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主要译者,被称为莫言获奖"背后的外国女人"。陈安娜的译文有如下特点:1题材选择上既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同时又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期望或偏见;2翻译策略和方法上照顾译文读者的需求,对原文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动;3译者对身份的认同影响,甚至决定了翻译质量。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除了由高水平的外国译者担纲之外,中西合译、中译西审、灵活翻译等都不失为较好的方法。     

翻译生态环境的规约性——以中医典籍英译的历时性研究为例

翻译的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在对中医典籍英译进行历时性描述后发现,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译者主体和译本客体两大范畴。其中对译者主体的规约性体现在译者主体人群构成和翻译策略的选取,对译本客体则体现在译本的数量、种类、地理分布和语言特点等方面。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活动存在重要的规约作用,译者的译介活动应顺应时代潮流,产出贴合时代需求的译本,使翻译作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翻译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翻译文学是近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它在促进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翻译文学书写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学术任务。不过,在书写翻译文学史中,有些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翻译文学的历史依据何在,艺术属性是什么,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如何确定等。翻译文学史的再写与重写将是一个长期的学术任务,它呼唤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来。     

合作自译中国文学译介新模式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在视域融合理论观照下提出由海外华人译者与原作者共同参与的译介主体模式——合作自译模式,该模式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海外华人译者与原作者进行“意义共建”的合理性;二是强调作家的双语思维和世界文学观。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

操控论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操控。意识形态指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操控译者对儿童文学源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语言特点。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因素。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赞助人,要求译者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     

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

通过分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双关语的翻译策略探讨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我们发现大部分译者采取的是舍弃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等认识方面的局限性和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儿童文学的译者应该解放自己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在充分把握目标读者特点的基础之上,尊重并信任儿童,以译作与儿童建立起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