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法对古代刑法自首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清末修律是古代刑法与现代刑法的联结点,自首制度亦是如此;台湾地区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源自北洋政府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并简作修改;内地建国前后的单行刑事法律和现行刑法都对自首制度作了规定,并明确规定了自首的概念和立功制度。现行刑法自首制度在自首的成立条件、从宽处罚等方面对古代刑法自首制度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同时在自首的定义、概念、自首方式、自首时间、投案对象、适用犯罪类型、从宽处罚等方面又有着显著的发展,体现了刑事立法技术和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罚适用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非常重视自首从宽制度的贯彻执行,它至今仍规定在我国的现行刑法中,并在惩治和预防犯罪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本文从自首制度的历史轨迹、自首的构成要件、自首的认定、自首的处罚四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试论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的自首制度,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为根据,以预防和控制犯罪为终极目的,对感化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其悔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及时侦破案件有着重要意义.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关于自首的认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容易产生分歧,有必要在理论上做出明晰的界定.     

论自首

自首的成立需具备两个条件,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广义的坦白包括自首,狭义的坦白不包括自首,二者各具质的规定性;自首从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也是惩办与宽大结合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     

对“特殊自首”的认定

“特殊自首”已成为我国刑法自首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正确认识“特殊自首”的主体、内容以及刑法对其的处罚规定,明确区分“特殊自首”和“一般自首”法律界限,在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着重大意义。     

论单位自首

单位自首在 97刑法中缺乏明确的规定 ,造成实践操作的困难。讨论何为单位自首 ,谁能代表单位自首以及单位自首如何处罚 ,有利于司法实践准确认定单位自首并据此对单位及责任人员合理量刑。     

论自首

本文在介绍了我国自首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后,着重论述了我国现行的自首制度,并就自首的构成要件、自首的认定、自首的处罚以及自首与立功、坦白的界定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价值分析——以司法机关办案数据为基础

《刑法修正案(九)》创设的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易发多发、司法机关办案工作压力增大、行贿犯罪未能得到应有惩治的形势下做出的重大立法创新,该制度有助于提高贪污贿赂案件的办案效率,促进贪污受贿犯罪人认罪悔罪,纠正贿赂犯罪惩治失衡的局面。同时也应看到,该制度未能体现体系性、系统性的思维。基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取消贪污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将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推广适用于所有的行贿类、受贿类犯罪,并在行贿类犯罪、受贿类犯罪之间设置大致对等的适用条件。     

程序法与实体法双重视角下的从宽问题研究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优先植入,司法实践中不乏将诉讼流程加快、强制措施从轻、审理程序从简等诉讼程序的调整认为是从宽处理的做法。鉴于此,应当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实现、刑罚轻缓化观念转变等方面寻找从宽的正当性基础,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从宽明确为实体性的从宽处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体现为相对不起诉,在我国《刑法》上体现为认罪、认罚和认罪认罚独立的量刑情节,并赋予可以从轻、必要时减轻或免除处罚的量刑裁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等量刑情节的评价问题,使量刑结果能够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与完善

就《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合理性、相关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以及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认为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老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对老年人犯罪给予从宽处罚,既符合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又顺应国际的立法趋势和潮流;既适应了当代刑法刑罚宽缓化和人道性的要求．又满足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立功的刑事责任问题探讨

一般立功的刑事责任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的"可以"与"应当"不能等同。重大立功的刑事责任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不包括"可以从轻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定适用于犯罪极其严重的罪犯明显不当,因而有必要在"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基础上增加"应当从轻处罚"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一般立功的刑事责任无立法规定,比较适宜采用"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原则来解决。     

论不纯正的不作为及其先前行为

犯罪不仅可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不作为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纯正不作为犯,一种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前者的处罚依据是刑法各条之规定,而后者并未在刑法各条中有明示规定,对其进行处罚,似乎有背罪刑法定,但通过理论的分析,处罚不纯正的不作为犯并不违背罪刑法定。但因其未明确规定在刑法各条中,故处罚此类行为时,必须慎重,特别是认定其中的先前行为时,更应加以分类,从不同角度寻找处罚的依据。     

"以自首论"司法解释的瑕疵及改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法》关于“以自首论”规定的不足,但它仍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没有对某些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概念进行界定;另一方面,把“正在服刑的罪犯”界定为“已宣判的罪犯”、“其他罪行”限定为非同种罪行不太科学等。“以自首论”应界定为:“被依法关押的人员,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罪行。”对于其中“司法机关”的外延、“尚未掌握”的标准应作出准确的界定。     

刑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的梳理及案例检视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主要包括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理论。条件说是其他学说的基础,我国刑事司法应当总体上坚持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的客观说,在解决存在介入因素的案件中具有一定优势。客观归责理论作为一种复杂的分析工具,有助于解决一些更疑难的案件。     

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之探讨

犯罪低龄化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治理未成年犯罪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结合我国刑典的有关规定,对争议颇大的从宽处罚、缓刑、累犯、附加刑、非刑罚处理等问题,进行严肃而又积极的探讨,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未成年刑罚制度。     

反恐背景下澳大利亚刑法修正及其借鉴

在新的反恐背景下,澳大利亚通过颁布法律修正案和制定专门反恐怖法,进行了一系列刑法修正工作,加大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以澳大利亚刑法为借鉴,我国刑法亦应明确基础性概念,完善罪名体系,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特殊刑罚减免事由,从而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完备的法律基础。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