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长影农村题材片解析

“十七年”时期,长影的农村题材影片艺术成就较高,《白毛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影片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论文通过对具体影片的解析,还原“十七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农村政策、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的原貌,同时总结这一时期的影片特点及角色类型,为当下此类影片创作提供参考。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娱乐效果与意识形态策略

民族政策的倾斜给予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娱乐性上以更大的空间,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丰富表现和构建阶级胜利的成功快感,以及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大量展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体现出较强的娱乐性,并使得这些影片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具备了更好的效果。     

反规训中的自我规训——"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意涵

监狱叙事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伦理意涵。以规训与反规训为焦点的监狱叙事,映射出有别于其他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伦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更是文化选择与整合的结果。“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参与了那个时代国家与人民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参与了当时宏大的社会规训计划。     

"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自我解构

"十七年"的东北工业小说记录了那个时代工人对新生活、新环境、新身份掩饰不住的喜悦与感激,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激情与力量,塑造了置身新型社会隶属关系的工人群像,同时也映现出政治化潜在规范下的集体无意识言说和非科学、非理性行为,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意图性。当作者在文本中镶嵌意指以套用生活时,这些镶嵌进去的理念由于其抽象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旨在造成小说真实性的文本组织发生矛盾,从而导致小说呈现出一种自我矛盾或缺乏真实性的状况,造成文本的自我解构。正是"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强烈意图性与艺术规律的碰撞从内部瓦解了这一文艺模式。     

十七年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初探

继五四之后 ,十七年 ( 1 949～ 1 966)再掀第一人称叙事高潮。不同的是 ,十七年是“他叙”而非“自叙”占主导 ,且呈现如下总体特征 :人物内心的空洞化、叙述主体的边缘化、叙述身份的非个人化、叙述姿态的卑贱化。通过分析其中原因及艺术特征 ,我们或可更贴近地理解十七年的作家与文学     

风俗话语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叙事

风俗是合作化小说重要的叙事策略之一。大量的风俗描写渗透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与政治话语同谋共生,演绎当下意识形态,表现现实秩序的合理性。本文从风俗自身的特性和意识形态的特殊关系入手,考察风俗叙事与政治话语的结合状态,及其在合作化文本建构中的特殊意义。     

语境·模式·规则——“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叙事的话语分析

“十七年”文学中 ,作家们大都突出与强化了爱情这一私人生活空间与工作、革命、战争等公共社会政治空间的矛盾冲突。尽管如此 ,几乎绝大多数爱情叙事都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宿命。从作家们的主观意图与实际接受效果的背反中 ,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的话语机制——即合法性论证、全民动员、形象设计这三项功能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考察

“十七年”小说在经典化过程中历经多次修改,形成一个初版本多个修改本的文艺形态。其修改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中外文艺修改传统的当代影响;二是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政治主体的召唤、读者的批评等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三是作者自身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     

从“十七年”家族小说看集体主义理想的高涨与家族文化的崩溃

通过对＂十七年＂家族小说文本的详细解读,梳理出了这一特别的社会现象在小说中的表现：传统的家族观念正在被新鲜的集体主义理想所淡化,家族主题小说主人公之间血缘关系的作用被大大降低,家族文化的维系力被减弱。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 “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新时期文学创作对17年文学传统的悬隔与会通——从刘勰的“通变”思想谈起

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所提出的“会通适变”思想出发,探讨并阐明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对于17年文学传统的会通与悬隔问题,在充分肯定新时期文学创新成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文学由于缺少17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民族、国家、集体主义体悟和关怀而造成的精神蜕变。进而认为,17年文学那种朴实、自然、真切而崇高的情感取向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正变的基础和前提。     

从“二元经济论”看“新秩序”时期的印尼经济

劳动力剩余型二元经济结构乃是"新秩序"时期印尼的基本经济特征。苏哈托政府在进行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造及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存在资金短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不足和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从"二元经济"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新秩序"时期印尼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其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具有启示意义。     

生存或毁灭：新时期乡土小说叙事模式论略

新时期乡土小说生存或毁灭叙事模式中所谓的生存,是指乡土小说对美好乡土社会的继承、向往和营造;而其所谓的毁灭,则是指乡土小说对破坏乡土社会行为的批判、背弃和决绝。生存或毁灭叙事模式的运用,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即乡土小说在为人们描画一个永远被回忆、幻想和守望的毁灭的乡土社会的同时,其虚构、想像和前瞻性叙事,又为乡土社会的生存,预留了必要的空间。     

游走的"边缘人":新时期乡族小说的新形象

游走的"边缘人"——流动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阶层。"边缘人"的兴起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对"边缘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大事。忍让型"边缘人"经济地位的缺席预示了他们劳动价值的失范,"自我认同"型"边缘人"则通过自身的抗争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同。新时期乡族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些"边缘人"所表现的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我国变革时期道德“沙化”现象之思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变革时期出现的道德严重"沙化"现象,是对五六十年代社会道德的辩证否定.它并不意味着我国社会道德的整体颓废与堕落,相反,这一客观现实背后却孕育着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对道德建设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也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道德曲折前行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