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古诗十九首》的选编与传播

1907年至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古诗十九首》的选编经历了萌芽、繁荣、缺失、复兴等阶段。消极的思想倾向、贵族文学的定性、鉴赏的难度、文学经典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养成，分别是阻碍和推动《古诗十九首》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体系的力量。中学语文教科书从中所选篇目以男女爱情与夫妇离别的主题为主，《迢迢牵牛星》的选录频率最高；教科书助读系统中主要包括《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及作者的考证、文学史地位的介绍、文学欣赏的指引等内容。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选编与传播过程中，《古诗十九首》所蕴含地对人类普遍情感的书写、对生命的尊重、对家庭的珍视、对生死的思考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文选》,萧统没有标示作者的姓名,而统称为《古诗》。稍后,徐陵编《玉台新咏》,将《古诗十九首》中的十二首收录其中,八首被标为枚乘所作。自钟嵘、刘勰起,就对枚乘为古诗作者一事持怀疑态度。长期以来,《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及写作年代问题,成为文学史上一大疑案。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些诗篇产生于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但在具体年代的断定上,伸缩性较大,甚至处于某种游移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从《古诗十九首》本身找内     

东西方视野下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以木斋、宇文所安的研究为例

木斋所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提出十九首可能产生的时间为建安时期,主要的作者则为曹植,观点新奇,论证严谨。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新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从迥然不同的角度,得出与木斋相近的结论。这两部著作从东西方不同的知识背景、文化视野下观照古诗十九首,为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提供新了的视角和方法。     

《古诗十九首》研究述论

《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享有“诗母”之重要地位,其研究史延续近两千年。文章就其创作年代与作者、诗歌题旨、艺术特色、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海外及港台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分析;认为现代研究虽在理论性、系统性上有所深入,但与其他文学经典研究的投入程度相比较,《古诗十九首》的专题研究较薄弱,文本研究、影响研究、诗歌理论研究有待深化,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拓展。     

《古诗十九首》何以情真、味长、气胜?——《古诗十九首》风格管见

长期以来,许多文学评论家们对《古诗十九首》杰出的艺术成就评价甚高。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古诗十九首》独特的艺术风貌的主要成因。     

《古诗十九首》的颓废主义诗歌

《古诗十九首》中近4成诗歌述说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它以人生观、人生方法论构成了较系统的颓废思想,与汉末民歌一起形成了普遍的颓废思潮。悲怆的情感抒发使《古诗十九首》更具思想和艺术感染力,颓废在弃旧中为创新铺平了道路,对文学上的建安之风和哲学上的魏晋玄学有开启之功。汉末颓废诗歌在世界颓废主义文学中,也有重要地位。     

女性自我价值之觉醒——《古诗十九首》和《诗经》思妇形象之比较

《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具有不同特点,其中的思妇形象也是历来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由于时代不同,《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思想也有不同展现。《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与《诗经》中的女性从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她们开始注重自我生命价值,这也是女性审视自我生命价值的开始。主要从女性自身形象、女性表达方式等方面来阐释两个时代女性的不同,这对研究《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具有重要意义。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与文体来源问题,一向是学界争论的话题。综合前人所说,《古诗十九首》应为分隔南北两地的夫妻唱和之作,时间大致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孟冬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孟冬之间。《古诗十九首》成篇时代较晚,曾受到骚体、赋体、甚至枚乘、苏李等诗的影响,是有可能的。但其体出于《诗经》,较为可信。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意境美

《古诗十九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得到后世评论家的高度赞誉。《古诗十九首》的意境美包括三个方面:即、开阔深远的时空意境,丰富多姿、清远神妙自然物象的意境,平实新奇、虚实相映的生活意境。     

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

《古诗十九首》最早载于《文选》,因为这十九首诗的作者姓名失传,时代难以确定,但又流传已久,所以《文选》主编者昭明太子萧统题为“古诗”。《古诗十九首》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自齐、梁至明、清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接受研究对比较文学领域的垦拓

接受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其理论思维与比较文学研究较为接近,在被引进比较文学领域以后,被比较文学吸收、融合,使研究手段增加了科学性,减少了随意性,形成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接受研究,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和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注入了活力。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既有因果联系的一致性,又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性。在比较文学中,接受研究的视线主要凝聚在读者(接受者)身上。影响研究则是在接受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作品(放送者)上。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是文学事实联系的因与果,是异域文学相互关系的两个对等的方面,它不仅弥补了影响研究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而且为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空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基本上走过了一条"涟漪式"的发展轨迹。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历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研究、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文学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等诸多领域,一步步地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纵深方向发展,也呈现出一条"涟漪式"的逻辑发展路径。     

近二十年来对曹禺戏剧的比较文学研究综述

文章通过对曹禺戏剧的比较文学研究综述,一方面力图理出曹禺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以供研究和了解者参考;另一方面,以曹禺戏剧研究为对象,尝试使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归类,以有助于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相关文学研究的密切结合。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生存境遇与反思--兼谈比较儿童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在长时期内得不到新的突破,从比较的角度切入是一个比较好的和切实可行的切入点。“比较儿童文学”这一术语在中国内地很难成立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最为根本的是没有解决好可比性的问题,儿童所生存的异质文化都显示出“可比性”存在的合理性。当今的儿童文学研究多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为主,这些都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跨学科研究是比较儿童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而这种研究状况造成的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极端被迫性观点就存在破绽,当今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都有强烈的西化倾向,应当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自身的话语。     

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的整合

学科之间需要整合与融通,像古代文学和文献学这样的邻近学科更需要整合与融通。学古代文学的,要有文献学的功底;学文献学的,要有古代文学的眼光。这首先是发现新资料、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需要,其次是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科研能力的需要,再次是培养文献规范、文献意识的需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

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苏联及俄罗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传播却鲜为人知。文中将对俄罗斯在这一领域里的翻译与研究给予介绍,其中的一些观点以及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及其评价,对国内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文学死了”:一个关系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的论调

"文学死了"的观点不是建立在对文学自身研究的基础上,而是在文学外围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它是一个关系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有关"文学死了"的判断只局限在文学外围,局限在文学与其他媒介与艺术比较的层面,这种比较因为没有涉及到文学自身及文学内部的发展而无法判定文学是否没落,文学的价值没有在这种判断中体现出来。以此为个案反思当下学术,可以发现学术背后潜在的权力话语之争与功利主义的暗流涌动。     

中国应用语言学专业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文献综述体裁特征

文章以O’Connell和Jin的西方学术论文文献综述模式为理论基础和标准,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30篇中国应用语言学专业的英语硕士论文中的文献综述的篇章结构和体裁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生文献综述的结构基本符合O’Connell和Jin的西方学术论文文献综述模式。但是其文献综述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空白及所存在的问题论证不足,并对文献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尚缺。另外,研究还表明,部分文本存在着不同于O’Connell和Jin的文献综述模式下的篇章结构和体裁特征。     

关于“《红楼梦》与宗教”研究的几点感想——序李根亮《〈红楼梦〉与宗教》

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内涵丰富,值得花精力加以清理探讨。宗教文学和受宗教影响的文学,都是"宗教与古代文学"这一专题的研究对象。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虽不一致,但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即,在宗教与古代文学发生关系时,我们的研究是聚焦于与文学有关的"宗教"还是聚焦于文学中的"宗教"。从"《红楼梦》与宗教"的角度切入《红楼梦》研究,不难发现,在《红楼梦》与宗教的衔接处,最富魅力的是想象力的世界,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关于"《红楼梦》与宗教",根亮的思考是达到了相当深度的。根亮指出,曹雪芹所说的"色"不仅仅是指男女之间的情色之好,应该是就整个现实人生而言,既包括物质世界又包括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