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必须过正”是一个错误的命题

《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第四期发表的《质、量、度和关节点相互关系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介绍了一种肯定“矫枉必须过正”的观点,认为尽管它“不是个普遍适用的科学口号,但是作为纠正某些事物的偏差的方法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实践中,为了有效地纠正某些偏差,使事物适度,在纠正的时候,运用‘过正’的方法,使偏差得到纠正,还是需要的。作为结果来讲,纠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过正,因为过正事实上是新偏差的出现。当然,对反动统治阶级把腐朽的旧制度捧为不可变动的正规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来说,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改变旧制度的质,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样的过正,已不是它原有的含义,因而也是应当肯定的。”对于这种肯定“矫枉必须过正”的观点,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我认为“矫枉必须过正”是一个错误的命题。     

矫枉不应过正

长时期的革命实践教育了我们,矫枉不应过正,过正必不能矫枉。矫枉必须过正,在理论上并非正确,在实践上肯定有害,绝不应再把它作为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了。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在《汉书》、《后汉书》中屡有出现。原意是纠正错误超过了限度。对于这种做法,即从这两部史书所运用的情况来看,褒贬不一。比如,在《汉书》的《诸侯王表》中,讲到西汉初期,接受了秦代“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招致了“孤立之     

“矫枉过正”的辩证法

“矫枉过正”是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意思是纠正枉曲的东西反而超过了它合适的位置。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当时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份”了的言论,尖锐地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7页)。这样,就使这句古老的成语不再仅     

必须划清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是不是必然要发生错误?这是关系到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如何正确地认识、防止和克服错误,从而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皖春同志在《怎样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以下筒称第一篇文章)和《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以下简称第二篇文章)两篇文章中,不仅作了完全肯定的答复,而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群尽论证,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皖春同志在第一篇文章中说:“从人类认识的规律来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错误认识到正确认识,从不完全的认识到完全的认识,是一个曲折的     

“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开幕式录音剪辑

应本刊之邀,2004年5月15至16日,全国部分学者及学术媒体的主编和编辑,汇聚岳阳,举行了“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与会者围绕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本期“当代学术史研究”特辟专辑,刊登开幕式录音剪辑、《岳阳宣言》,同时以“笔谈”形式发表12位与会者的发言稿。     

论形象思维的认识属性

自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不仅越来越多的人都来重视和关怀形象思维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形象思维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正显示了“四人帮”粉碎之后,学术界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由于人们从毛主席的这封信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形象思维的光辉理论,因而一般说来对于形象思维这一人类思维的存在,不太有人怀疑了。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理解形象思     

七对概念辨析

1992年8月28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北京市哲学学会与《人文杂志》编辑部发起,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了主体性问题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哲学动态》编辑部、北京市哲学学会、《人文杂志》编辑部、《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等单位的学者及部分哲学专业博士生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主体性、主体性原则问题展开了讨论。持有不同见解的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使主体性、主体性原则的讨论深入了一步。现将这次研讨会上的主要论文、发言及讨论综述集中发表出来,欢迎读者就此进一步展开争鸣。     

《黑格尔的“无”与马克思的“无”》商榷

<正> 一、释“题” 《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争鸣与探索”栏发表何丽野《黑格尔的“无”与马克思的“无”》一文,着重讨论了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但是,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的理解问题。本文正是受丽野同志文章的启发而写,拟就这一课题说出自己的理解,以参加这一讨论。由于马克思这段话有三十来字,列作标题,实不方便,故借丽野同志文章为由头参予讨论,说说自己的理解。当然,也就是跟不同于自己理解的观点进行商榷。但本文无意针对别人的理解逐一讨论,而是采取直抒己见的方式进行商榷。     

形象思维的讨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自一九六六年第五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同志的《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之后,就基本上被迫停止了。直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才又展开了较大范围的热烈的讨论。今年第一期《文艺研究》又发表了郑季翘同志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一文。郑季翘同志的文章,重申了他过去的观点,对前文写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作了说明,并补充和阐发了他不同意关于形象思维的提法。这些都有助于问题的讨论。但是,遗憾的是郑季翘同志对自己过去那种极左的不是同志式的与人为瞢的态度,以及由此造成     

“矫枉”与“过正”辨析

<正> 毛泽东同志在特定条件下提出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观点,后来人们就把这个观点作为普遍原则,每当纠正一种错误的时候就加以运用,结果,往往是扶起东来又倒西。现在仍然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作为一条不容置疑的定律,给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再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的二重性质的初步分析

平心先生先后在本刊和《新建设》发表了关于论生产力问题的文章,现在又寄来“再论生产力性质”一文,对生产力问题继续发表他个人的见解,我们刊登出来,仅供读者研究讨论。     

再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去年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我的《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并就认识的源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来我在出差途中又读到了刘奔同志《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刘文,载《哲学研究》八○年第九期)。刘文的主旨是探讨“究竟如何理解认识的来源问题以及认识来源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关系”。刘文岂只是对则文“不敢苟同”,而且认为“则鸣的观点并没有超出直观唯物主义”,“由此可见,不懂得实践的特性和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会闹出多大的笑话”。鉴此,我写《再驳》以回答刘奔同志。     

《羊城晚报》《学术》专页开展孔子思想讨论

《羊城晚报》《学术》专页最近就孔子思想中若干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该刊23期、24期、25期连续发表了谢振民的《怎样理解孔子‘张公室’的主张》、林琳的《孔子为什么要杀少正卯?》、李荫农的《论孔子对劳动的态度》、马采的《孔子的美学思想》等文章。这一讨论是由杨荣国在《学术研究》第一期上发表的论文《论孔子思想》所引起的。谢振民不同意杨荣国关于“孔子张公室是为了挽回种族统治的颓势”的论点,认为“应从历史发展的要求来考察,当时各国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大都张公室而抑私家,且取得了伟     

试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方法论问题

去年第一期,本刊推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栏目,刊登了一组笔谈文章,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本期再发表朱立元《试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文,意在进一步推进这一讨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评金圣叹批改《水浒》的问题——兼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早在四十多年以前,鲁迅就对金圣叹作过较为精当的评述(见《鲁迅全集》4卷《谈金圣叹》、《“论语一年”》)。解放后,学术界的同志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对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问题,展开过讨论。在持褒扬观点的一派中,张国光同志在1964年4月号《新建设》上发表的《金圣叹是封     

文艺创作不能没有阶级观点——评江流同志的《还魂草》

近几年来,江流同志先后在《安徽文学》上发表过《还魂草》、《三个短篇》等作品,这些作品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还魂草》,问题更多。这个作品在读者中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加上在随后的讨论中,又出现了一些并不算中肯的评论,就使读者更难明辨是非。为了清除这种影响,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感到今天对《还魂草》重新作一个评述,还是完全必要的。《还魂草》的主要情节,是描写解放前江南农村由于血吸虫病害所造成的一个妇女的惨痛遭遇,以及解放后得到治疗的情况。     

方法论之争：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革命”

现代思想史研究中流行着的各种流派，都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出现在历史中的伟大心灵及其智慧。然而如何实现“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之间的精确结合，还原思想史本来应该呈现的样貌，是每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为正确的理解思想史，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在1969年写作《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在方法论层面展开了对于其他各派的“征讨”，这一篇“战斗檄文”引发了当时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斯金纳革命”。理解这一文本是掌握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核心争论的关键，从而为我们正确地研究思想史“迷途指津”。     

一块常青的学术园地

《文史哲》作为“学术名刊” ,已经走过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孔子说 :“五十而知天命”。在“天命”之年的学术讨论会上 ,对《文史哲》办刊的经验和成绩 ,人们说了许多评价中肯的话。诸如 ,以学术为中心 ,坚持学者办刊 ;注意发表名家成果 ,也不忘记培养新人 ,发表“小人物”的优秀成果 ;对时代重要学术理论问题发起讨论、争鸣等等。所有这些 ,似乎都是述说《文史哲》所知“天命”的一些方面。那么 ,如果问 ,对于一份“学术名刊” ,其知“天命” ,到底应知什么呢 ?或者说 ,“学术名刊”的“天职”当何为 ?记得梁启超在上个世纪初曾说过 ,中国当…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问题什么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问题,《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早就提出过。但对马克思、列宁的两段话的理解,过去就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次理论界又重新展开了讨论。有同志提出:有一种流行的、甚至一时成为定论的说法,就是把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解释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把“过渡时期”的界线划到共     

近六年来艺术典型探讨概观

艺术典型问题,是文艺理论中一个难度较大的重要论题。建国以来,我国文艺界和美学界曾对此展开过两次规模较大且较为集中的讨论。一次是1956年8月开始,围绕《文艺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展开的。这次讨论,着重批评了马林科夫提出的把艺术典型仅仅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