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病”的借喻与“他者”的拯救之旅——严歌苓小说《人寰》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人寰》改名《心理医生在吗？》重新出版,这一重新命名传达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它表明该小说不仅是一个关于“病的隐喻”的文本,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关于文化身份建构的实验文本。小说呈现了严歌苓作为海外华人作家向“他者”寻求文化“疗救”的努力和思考,并试图从“言语一权力”关系中透视历史深处,这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     

跟人类的遗忘做斗争——浅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历史意识

书写历史记忆是严歌苓小说的鲜明特色。本文通过对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等作品的分析,挖掘出严歌苓作品中的历史意识,并进一步剖析这些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反映了严歌苓对人、对历史思考的深入,也表明她创作的许多＂中国故事＂不仅承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承载着美籍华人对自己历史的思索、想象和建构。     

伍尔夫和严歌苓笔下的“双性同体”解读——以《到灯塔去》和《白蛇》为例

在《到灯塔去》和《白蛇》中,伍尔夫和严歌苓分别以女性视角写出了受时代影响的女性气质的被摧残和迷茫错乱。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和严歌苓的《白蛇》都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对“双性心理”的女性给予关注,以超性别立场对同性恋给予了肯定。     

《扶桑》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与自塑形象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既从19世纪美国社会的群体层面和克里斯的个体层面展示了西方话语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又从扶桑代表的阴性和大勇代表的阳性两个方面全面构建出民族的自塑形象,以两种形象的并置实现了后者对前者的解构.严歌苓试图通过反转东/西、弱/强的既定模式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形成对抗,却因为仍然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文本中对东方主义的抵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论严歌苓小说的动作叙事——以《扶桑》《人寰》《床畔》为例

严歌苓的小说注重动作描摹。论文以《扶桑》《人寰》和《床畔》为例,论析她小说中的动作叙事。严歌苓能够精准地刻画出人物一系列的连续动作,达到影视般的传神效果;善于从最细微处入笔,铺叙人物知觉感受;她同样精于赋予一个动作深刻的意蕴,将动作与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动作描写,不仅承担描画外观、表征心理、揭示性格的浅层功能,而且直接与小说的主题、与文本的结构等等更为深层的表达意图发生关系,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叙事功能。此外,综观这三部小说,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在动作叙事上审美衍变的轨迹。论文最后论析了动作叙事的成因与价值。     

论《天浴》中的人性本真美

严歌苓的短篇小说《天浴》,是隐显着人文精神的知青后文学文本。作者诗化抒情地展示了意识形态高压下,人的兽性与神性面外化程度的差异性及人的生存境况。人欲与能力的间离错位,使自身陷入生存困境。人在自我与他者的合声共振中,实现对主客体间灵与肉的双重救赎。     

“凝视”与“反凝视”——对《扶桑》的东方主义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凸显着帝国站在东方主义立场上对华人的"凝视",通过带有巨大权力意味的凝视,被凝视者被塑造成了他者。该文结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探讨严歌苓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女性化,甚至是妖魔化书写进行的逆写。小说中的妓女扶桑在凝视下保持着一贯的笑脸,这笑脸构成的"反凝视"影射出美国白人对华裔移民粗暴的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以及被扶桑神秘的东方色彩迷恋一生的白人克里斯对种族问题的良心叩问。围绕着妓女扶桑的爱与婚姻,严歌苓的小说打破了西方意欲凸显自身强大而东方弱小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话语,赋予了处于失语状态的华人以言说的机会,并且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     

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归来》之比较

张艺谋的最新力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传达出了作家和导演不同的艺术诉求。文章通过比较《陆犯焉识》与《归来》,来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电影对小说改编的得失。     

论严歌苓小说爱情悲剧的成因

作为北美地区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之一,严歌苓凭借其细腻的笔触位居文坛。严歌苓在创作中,以女性的敏感触角探究了爱情,挖掘了人性,对爱进行了力透纸背的书写,成就了一段段佳缘,也唱出了一首首悲歌。动荡的乱世、艰辛的寄居者身份、命运的不确定,三大成因交织在一起,铸成了爱情的悲剧。在爱情绚烂盛开的背后,却是点点泪痕。     

严歌苓小说《白蛇》:历史与神话的双重结构叙事

严歌苓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坛上备受瞩目的优秀女作家。她擅长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深入到历史时代的深处,刻画出特殊时代的人类命运。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从历史和神话的双重文本结构入手,探讨文本层面上的"民间版本"、"官方版本"、"不为人知的版本"的多声部对话,从而达到了对"文革叙事"的反思和超越。     

炎帝、黄帝、赤帝辨析

为了厘清上古炎帝、黄帝、赤帝的真实身份、活动区域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原接近真实的历史,对距今9000年前羌族到4000年前夏族进行了研究和辨析。分析认为：上古七世炎帝姜裹、黄帝帝江和赤帝榆罔属同一时期夏族领袖人物,都号称炎;战国时期为区别起见,姜裹及其祖上仍被尊称为炎帝、帝江被尊称为黄帝、榆罔被尊称为赤帝;炎帝、黄帝、赤帝既是汉族的祖先,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北魏前期军事斗争的特点及其胜利原因

北魏前期军事斗争各有其阶段性特点。其取胜原因，除拓拔鲜卑强悍善战之外，后燕主慕容垂的盲目轻敌和刘宋文帝刘义隆的目光短浅所导致的政策性失误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宋之问《端州驿见杜审言王无竞沈佺期阎朝隐壁有题慨然成咏》考异

宋之问《端州驿见杜审言王无竞沈佺期阎朝隐壁有题慨然成咏》一诗连题不足80字,异文竟多达13处.经考证,诗题应以《唐诗别裁集》所录为佳：有“至”字,足证宋之问较杜审言等四人后到端州;言“行第”,丰富了内容.诗句中：“岐、歧”古今有同异;“千里万里”与“千山万水”各有短长;“翻飞”不若“分飞”叙事准确;“自言”比“自怜”更胜一筹.     

阎连科：超越现实主义的大旗

阎连科不满于现实主义对想象力和表现力的束缚而举出了超现实写作的大旗。他的超现实写作分为两个方面：一、以《年月日》等为代表,表现劳苦人与自然抗争过程中的生存绝境;二、以《受活》等为代表,表现劳苦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绝境。它们揭示了劳苦人苦难命运的生存、社会、个人因素。贯穿其中的轮回观念既是阎连科对劳苦人命运的绝望,也是对当下粉饰现实写作的对抗。     

先秦中山国史研究综述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葬群的成功发掘为先秦中山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出土古文字的考释、考古实物的定性以及相关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成为学界一时之盛事。中山国的族属、相邦司马赒的身份、中山伐燕回师的时间等问题曾引发热烈的争鸣。     

卢梭人类发展观探析

对卢梭的人类发展观进行探析,可以追溯其设想的4个人类状态的特点以及它们是如何过渡转化的：他把人类的最初样态设想为一个在天然情感支配下的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随着自然情感中自保心与怜悯心由平衡发展到此消彼长,人类由短暂的黄金时期即中间状态过渡到现在不平等深渊的社会状态;为了改变令人不满的现实,卢梭寄希望于公正契约下的政治架构和自然主义的教育,以恢复并提升人们的自然情感,从而建立一个更高级的人类状态,即文明社会。分析认为,卢梭设想的人类状态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他关于自然状态、中间状态和社会状态乃至将来的文明社会的理论模型在历史中不曾出现过、在现实中也不存在、甚至在将来也很难实现,但它符合人们的美好想象与愿景。     

《祭侄文稿》审丑艺术研究

从感性学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祭侄文稿》研究的力度明显倾向于审美的一端．而从审丑维度剖读《祭侄文稿》,全篇有肥笔太过和用笔失误太多等的“缺陷”。但颜真卿用情感节奏驾驭书写节奏,用书写节奏表现情感节奏,凭借章法布局与情感节奏巧夺天工的融会而化丑为美,《祭侄文稿》堪称艺术丑表达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