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 新观念

水似眼波横，山如眉峰聚。楼宇田边起，车拥村前路。”如今的江淮农村再也不是“远近横着几处萧瑟的荒村”，高楼取代了土屋，时装替换了布衣。变化的不仅是外表，日新月异的农村正从传统的观念中觉醒：从“养儿防老”到“关注女孩”，从“村官下派”到游说“海选”，从杂乱建房到渴望规划，从丰灾天定到关注生态连续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高职院校学生的生育道德观现状与实证研究

研究分别以分层丛集式问卷与子女价值量表对24岁以下的高职学生进行生育道德观的实证分析,旨在探讨生育道德观与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及生育挟择的整体关系。结果发现：高职学生以“权力成就”、“亲密情感”、“家庭愉悦”为最主要的认同层面;生育道德观因性剐、交友情况、父母教育程度等成长经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生育道德观中“生育价值”、“生育代价”、“生育挟择”因素对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有一定程度的预测力。     

城市在职青年的生育时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983名青年的实证调查分析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生育时间的期望与选择作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内涵之一，对生育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20年10～12月在河北保定针对5大类行业18～35岁的983名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的个体社会特征与生育时间选择进行交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在职青年最佳生育年龄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在职青年具有较强的晚育意识，其生育时间期望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特征，理想与打算二孩的生育间隔选择也相对趋近，从事教育行业、出生于城市、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和“双独夫妇”的在职青年更倾向于选择晚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年龄、文化程度、夫妇类型、性别和工作收入满意度均会显著影响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选择，其中教育行业、24～29岁年龄组、大专文化水平“、双独夫妇”对在职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女性比男性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更高，在职青年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越高，则其最佳生育年龄偏好越晚。此外，文章也就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影响青年生育时间期望与选择的多重因素以及生育年龄期望与生育...     

内蒙古自治区六大举措助推“生育关怀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按照“生育需要计划，生育更需要关怀”的理念，聚焦生育行为，高扬关怀旗帜，融入和谐内涵，通过建立“生育关怀公益金”、开展“一杯奶”生育关怀、实施“锅连炕”改造、落实“幸福工程”、建立“生育保险”制度、开展救助贫困母亲活动六大举措，给予全区计生家庭关怀和帮助。     

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了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特征变量、居住地区变量、意愿生育数量、传统偏男生育观念（即“生育目的”）变量和政策性变量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     

甘肃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不同年龄、不同级别城市和乡村的适龄生育人口,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甘肃省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行为和“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水平,单纯的“全面两孩”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甘肃省的人口生育水平,且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应调整当前我国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同时针对甘肃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调、男女比例失衡及后续劳动力资源紧缺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利于甘肃省及全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提高.     

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三孩政策将人们的生育空间扩大至三个孩子，但以往的调查数据难以识别三孩政策的生育释放效应。基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本文考察了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市青年中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13.85%，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2.31%，一孩家庭的生育潜力和人口规模均高于二孩家庭。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尤其体现在三孩生育上；生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育氛围，因此居民有再生育意愿的几率也越高；在不愿再生育的原因中，相当一部分城市青年主观认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非受到客观因素限制。与以往的“男孩偏好”不同，城市青年群体中出现一种新的“女孩偏好”。在性别期望上，想再要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再要男孩的意愿。研究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计划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迎春送暖 关爱女孩

“又是一年芳草绿，春风十里杏花香”。新春伊始，中国人口宣教中心的同志将新创办的“关爱女孩行动”专刊清样送来，我深深地被专刊封面上那个纯朴可爱的小女孩所打动，一口气读完了其中所有的文章。这个专刊的推出，仿佛让我感受到了隆冬过后春天般的暖意。     

浅析和谐生育文化的构建

随着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生育习俗、生育制度，以及与生育相关的知识、技术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育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但是也导致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需要；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隐患。     

社区新生育文化的催化剂——关于浙江省新家庭计划活动的文化思考

浙江省自1993年开始试点，1996年全面推广实施新家庭计划活动。多年来，这一活动对促进浙江省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对计划生育工作来说，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对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两个转变”、建立富有浙江省区域特色的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模式等产生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并且在建设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社区生育文化中，以其独特的时代活力，发挥了显著的、积极的催化作用。。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关爱”不仅仅是部门行为

去年3月至今，全国已有几百个县组织开展了“关爱女孩行动”试点，但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尽管各地人口计生部门对此项活动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各地“关爱女孩行动”的进展与成效却并不相同。     

影响浙江农村育龄夫妇生育选择的社区差异分析

一、引言 在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农村居民生育问题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很多，以目前农村居民生育研究理论而言，主要有“效用最大化”解释、“社会一文化”解释以及“风险最小化”解释三类。三类理论取向内在逻辑的不可重合性及彼此在研究视野内存在的盲点使对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呈单一性解释，由于具体问题的复杂性，这其中不乏片面的解释。由于生育问题本身要受当事人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影响，因此不同社区范围内居民生育意愿的形成往往要受多重因素的复合作用，并非一种解释就能解决。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1]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给当前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一事关民生的热点，提出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对新时期我国人口形势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本身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渴望在生活上得以全方位的改善，各种民生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具体化，集中体现在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构建人口计生宣传教育新格局

湖北省通山县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针，认真落实更加注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宣传倡导，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更加注重依法行政的工作思路，不断深化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开创“大联合、大宣传、出精品”的宣传格局，全力推进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营造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良好氛围。     

十三项实惠完善“关爱”机制

日前，笔者来到曾都区柳林镇大堰角村五组谢志波、王在香夫妇的家中了解到，该夫妇1992年结婚，1993年6月政策内生育一女孩，1995年在公婆的“督办”下，办理了二孩生育证，今年二月，他们夫妇通过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知识的“再教育”，终于做通公婆的工作，放弃了二孩生育指标，并在镇计生办领回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在当地传为佳话。类似谢志波的夫妇在全镇达30多家。     

稳定低生育水平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瓶颈”使“人口过多仍是我国的首要问题”，节欲的、小规模的、“远离平衡态”的人口是摆脱人类困境的唯一选择。长期坚持低生育水平，为可持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历史使命，而贯彻稳定低生育水平。则须消除一系列认识上的障碍。     

关注女孩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是贯彻国家计划生育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女童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关爱女孩行动”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为“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一个新的载体、一种新的活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