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产生政治腐败现象的特殊条件

要有效地抑制和清除政治腐败现象,首先要明确政治腐败的涵义以及中国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对产生政治腐败现象的关系。政治腐败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政治腐败现象的产生,既有行为主体的内在动机,又有行为主体的外部环境,诸如道德内约的松散,个人经济活动空间的狭小,社会调控系统的能量不高等等。文章通过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对产生政治腐败的原因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唐代省亲现象与省亲制度

唐代特殊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包括官员省亲、士子省亲、僧人省亲等。官员省亲是实现官员"忠孝两全"的道德理想和国家"以孝治国"的有效途径;科考赴举、落第、擢第省亲体现士子获得鼓励、安慰或扬名显亲的心理;僧人省亲现象在初盛唐具有争议到中晚唐为社会普遍接受。更具社会伦理意义的官员省亲受国家政治制度约束,包括省亲假及其时限、请假程序、省亲赏赐等。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道德发展

社会不公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和一些政府官员道德败坏是影响我国公民道德发展最为突出的三方面社会环境问题,而社会管理创新能够为公民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公共利益是政府公共行政决策的伦理标准,内蕴着关怀全体公民福祉的道德价值,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首要伦理目标。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政府不断提升诚信水平,为公民道德的发展塑造诚信友善的社会环境;政府官员的道德形象对公民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官员应成为普通公民的道德表率;民间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广阔领域,应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中的自治功能。     

德治下的法治和法治下的德治

治 ,就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治理 ,就是政治活动。法律和道德是两种基本的社会行为模式。于是作为社会活动的政治有了法治和德治之分。所谓制度 ,不过是一系列规范的总和。不同的规范选择 ,最终是不同的制度选择。因而法治、德治 ,是不同模式的政治活动 ,也是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二者既相互对立 ,又相互统一。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 ,道德缺席 ,权力裸露 ,是个人政治 ;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政治 ,法律至上 ,正义彰显 ,是众人政治。个人政治 ,祸国殃民 ;众人政治 ,强国富民     

论西方个人主义

作者通过西方个人主义起源的论述,认为,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眼中,个人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而且从总的方面表明,个人主义不仅仅是我们在伦理道德意义上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道德原则,而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思想文化制度的全面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因此它也造就了资本主义文明,从人性理论和人的价值理论上看,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在实践中相互认同;从政治制度上看,主张强胜弱败原则;从经济制度上看,就是保护和鼓励人们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和竞争,强调的是生存竞争原则;从思想文化制度来看,个人主义速成的是一种光怪陆离和扭曲痛楚的所谓“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     

中国古代吏治腐败根源探析

利用政治权力 ,谋取非法的经济利益 ,这是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造成吏治腐败的原因有三 :一是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 ;二是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合流 ;三是专制君主对腐败现象的放纵。各种政治制度均不能解决吏治腐败问题 ,最后只好将其交给道德伦理来解决了 ,而道德伦理是无法解决应由法律制度来解决的腐败问题的。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集权演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双重约束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演进呈现出权力向职位和君主集中的双峰并置集权格局。官僚组织行政能力的衍射边界受限和官员自主性受制于君主偏好共同构成古代社会治理能力发挥的双重约束。古代社会治理事实表明权力集中与治理能力提升不存在直接关联。当代中国权力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从宏观维度搭建起客观、稳定、系统性的治理规范。充分维护和调动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搭建政府同社会良善的伙伴关系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驱动力分析

根据西方官僚经济理论,地方政府官员在推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过程中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地方政府官员对推行农村建设用地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驱动力,主要包括权力、晋升、政绩和公共声誉.为了激发地方政府官员推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积极性,必须正确处理官员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反对腐败的政治学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腐败并不在于公共权力本身,而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在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了公共的性质。腐败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破坏政治关系;阻碍或破坏政治过程;阻挠或中断政治发展;毒化社会政治心理;瓦解和动摇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标本兼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制约机制的建设     

打造适应新形势的服务型政府

<正>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综观政府的各项工作,都离不开"服务"二字。从行政角度看,政府要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必须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温州市出实招 力推养老服务社会化

重视老年社会问题,被看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着力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会养老领域,是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平等接纳老人、善待老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同时更是胸怀人类、有社会责任感的实业家的需要。     

论道德图式

本文认为,道德图式是个体参与社会道德生活的内在制约机制,研究道德图式能揭示个体领悟道德内涵的心理基础和升华道德境界的运行轨迹。本文把道德图式界定为若干具有价值向性的道德意识单元的有机组合,各个道德意识单元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于人的意识中,道德图式具有过滤功能、解释功能和定向功能。道德图式的演化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类型,从历时性角度看,道德图式的发展要经历完全他律、低级自律和高级自律三个阶段。从共时性角度看,道德图式的转换可以是部分的、非根本性的、也可以是整体的、根本性的。     

关于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伦理思考

弱势群体是在社会经济利益和权力的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成为整个社会需要同情和关爱的对象群体。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的生活现状处于道德的尴尬状态。如果无视或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势必给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道德的危害。鉴于此,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执政道德理念;选择并设计好扶助弱势群体的道德制度;营造一个扶助弱势群体的道德大环境;增强弱势群体主体适应竞争社会的技能与信心。     

孔子法思想刍议

从国家制度上讲,礼是权力与权力之间正式规范,只对官员有约束力,官员通过身教来引导民间的人伦关系秩序;刑才是对民间的强制性规范.礼对官员的制约是主要的,刑对民众的强制是其次的.孔子并没有主张权力介入民间伦理的极权主义思想,相反主张为民众留下"宽"的自主空间.但礼制对官员的制约力在实践中流于主观化,因而礼会形同虚设,权力关系必然陷于紊乱,导致政治乱局.孔子讲的"无讼",是治理的结果,而不是治理的手段或工具;不是要人不打官司,而是希望社会少产生一些冲突.一个客观化运作的礼制(权力关系规范)是法律灵验运作的前提.做为"良官宗教"的孔学,其现代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首要的工作是正本清源,还孔学以本来面目.     

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过渡与公共政策体制的异质性

社会结构转型必然引起公共政策体制的变化。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具有双重过渡的特点,导致公共政策体制的极其复杂的异质性,使之既具有前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也具有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上的集中型、层级型和网状型三型同构;权力分配上的高度集权、层级授权和多元分权三重交叠;运作方式上的单向命令、双向指令和多向协商三式并存;运行机制上的传统规范、法治规范和混合规范一定程度的三规虚范。在社会结构转型期要优化公共政策体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人民大表大会、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整体同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组织的关系;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和最基层的执行者的关系;公民权利同国家权力、官员职权的关系。     

略论慈善事业的道德功能

慈善事业的道德性表现在:从本义看,追求善良是慈善事业的核心价值;从文化根源看,慈善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思想;从内容和特征看,慈善事业彰显人类的高尚道德情怀。慈善事业具有多维道德功能,从协调和激励两个角度看,基于爱和社会责任的慈善事业,不仅具有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而且具有提升个人境界与社会风尚的功能。当前,充分发挥慈善事业的道德功能的主要途径是培育现代慈善意识,扩大爱心容量;鼓励富豪慈善,发挥调节功能;引导全民慈善,发挥提升功能。     

政府的规范目的：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

现实中的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未必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但在规范意义上,政府应当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合法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政府应当追求公共利益实际上也就设定了政府的行为边界。政府的权力应当是有限的,只能将其行为严格限定在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的领域。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努力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利益。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层级分流模式与经验证据

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是中国国家治理和政府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周雪光（2016）的“层级分流”模式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官员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二元结构的实证假设,并发展出有关的概念工具和测量来分析政府人事流动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某省1990-2008年间地级市与（部分）区、县、县级市及其所属机构主要官员人事流动的经验资料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分析,主要包括：（1）层级分流的基本趋向;（2）条块权力结构;（3）块上流动形成的地方性人事网络结构诸方面。     

德意志联邦政府的情报行为:社会科学方面

本文研究德意志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要程度.德意志联邦行政机构的官员大都是学法律的,尤其高级官员是这样.同时,由于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人员交流不象美国那样频繁,因而官员们的行为和思想比较一致.这样的官员往往对面向未来的情报兴趣不大,而只重视同当前情况有关的情报.按照维贝尔的定义,官僚行政就是知识的统治.这种知识有的是从大学学到的;有的则是在官     

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及其CEO、董事长、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访谈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一种与代理理论预测和西方经验不同的中国的CEO解职规律。研究表明,CEO解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受“权力逻辑”的强烈影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权力逻辑”压倒“效率逻辑”的现象可能是阻碍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